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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永军 | 仓修良先生的治学精神
来源:浙大历史学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  日期:2023-01-20

仓修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治学勤勉,在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方志学、谱牒学等领域成就卓越。仓先生的治学精神体现在四个方面:“以学术为生命”的敬业精神;“成一家之言”的创新精神;“永远追求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的批判精神;“教书育人,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这些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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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仓修良先生溘然长逝,音容笑貌宛如昨日,往事历历在目。1994年我跟随仓老师读研究生,1997年毕业后留系任教至今。他对我学业上进行指导,工作中多方提携,生活里热情关怀,师恩如山,终生难忘。仓老师一生为人正直,做事诚信,治学严谨,著述宏富。对于仓老师的生平事迹、人品学问,师友多有论及,在此略述对仓老师治学精神的学习感悟,谨致缅怀,遥寄哀思。

01

“以学术为生命”的敬业精神

仓老师是历史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60余年来淡泊名利,视学术为生命,潜心教研,为历史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仓老师说:“我走过的道路很崎岖,就像生长在石头缝中的一棵小草,是硬挣扎着挤出来的,经常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挤压”(1),“我这个人生命力比较顽强,无论怎样打压,仍旧在学术园地默默无闻地奋力耕耘着。”(2)

仓老师1958年从原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教,1961年开始从事中国史学史教学研究,1962年发表《章学诚和方志学》一文。1964年下半年农村开展“四清运动”,没想到成了清理对象,被批了三天三夜,批他整天钻故纸堆,鼓吹封建文化,美化封建人物,并被戴上“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帽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仓老师又是首当其冲,说他是“复辟封建主义的吹鼓手”“复辟封建主义的急先锋”。1974年夏,他被借调到北京参加《历史研究》复刊工作,因为言行常常触犯当权者忌讳,被下令逐离回校。60年代仓老师写成20万字的方志学初稿,多年心血结晶连同资料卡片都毁于十年浩劫。“文革”期间,仓老师遭受“四人帮”迫害,没想到“文革”结束后,又被当作“四人帮”爪牙加以批斗,下放干校劳动。当时他白天放鸭子,晚上有空就看书写文章。后来有朋友建议他不要研究史学史了,说这是一门花费工夫大而收效慢、吃力不讨好的学科,不如选上一个朝代,花三五年工夫,就能出成果。系里的中国史学史课也被精简掉了,他改教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历史文选,但不研究史学史他已经做不到了,他就像谈恋爱一样深深爱上了这门学问。他认为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历史,为什么历史学科反而不要自己的历史呢?尽管1964年已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他对史学史的研究却从未终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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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仓老师参加全国史学史研究工作座谈会,白寿彝先生对他取得的研究成果表示肯定。1986年10月,张舜徽先生在《〈方志学通论〉题辞》中说仓老师“文质彬彬,蔼然可近”,“数游杭州,得造其庐。观所纂述之文,充积几案,其于章学诚与《文史通义》,既有专著论列之矣。继是而治史学史,撰成《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以刊布于世。复从事方志学之研究,广搜博采,取精用弘,剖析源流,甄审得失,复为《方志学通论》数十万言。吁!何其多也,非兼人之力不及此!亦由君治学勤奋过人,故精进若是之速也。余以是益敬之重之。”

仓老师是章学诚研究专家,治学风格也深受其影响,他说:“我对章学诚的研究几乎持续40年之久,从研究史学史以后,就一直以他为主轴而向外辐射,因为他不单是史学评论家,而且还是我国方志学的奠基人,他对文学、哲学、校雠学、谱学亦多有所建树,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他的史学理论与刘知幾齐名,按白寿彝先生所讲,他的史学理论比刘知幾还要高一个层次。但他的一生非常坎坷,使我很同情,他的品德非常高尚,使我很敬佩,他的治学精神非常认真,使我很感动,他的敬业精神和学术贡献,又使我非常推崇。他的一生‘不作违心之论’,‘生平惟此不欺二字,差可信于师友间也。(3)’”仓老师与章学诚在学术上有许多相同点。在治学经历上,都历经坎坷,热爱学术研究;为人诚实守信,性格刚直;治学实事求是,勇于辩论;研究对象都包括史学理论、方志学、谱牒学、文献学等;治学精神上,仓老师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发表《研究、纪念章学诚应当发扬他的三大精神》一文,大力表彰章氏的独创精神、敬业精神与批判精神,他本人也具有这三大精神;他们往往借应酬文章发表自己的观点。

仓老师总结学术研究经验,指出:“第一,做学问不能赶风头,因为风向是常在变的,你永远也赶不上。章学诚说得很有道理:做学问必须专心致志,切忌三心二意,要做到‘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之所期与,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趋向专,故成功也易;毁誉淡,故自得也深’(《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这些都是经验之谈,做学问必须按照自己的志趣、爱好和条件去努力,千万不可随波逐流,以趋时尚,否则就很难得到高深的造诣。第二,不要贪多,一切围绕着自己的研究中心做文章。这里我还是引章学诚的话来说明,他告诉大家:‘大抵文章学问,善取不如善弃。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是以舆薪有所不顾,而秋毫有所必争,诚贵乎其专也。’(《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这就是说,要想在学术上做出成就,没有这种‘善弃’的精神是很难想象的,因为人的精力有限,不分主次地样样都去研究,结果将是一无所成。所以必须尽量发挥自己长处,珍惜光阴,刻苦奋斗。(4)”

在我读研究生的第一堂课上,仓老师告诫说:做学问要先学做人,我的学生首先人品要好,正直坦荡,不计较名利。做学问可能出名,但不会有多少利可图。想以做学问来谋求名利,是行不通的。我一向奉行实力政策,治学就得坐冷板凳,潜心钻研,不浮躁,扎扎实实地写出有分量的论著,自然会得到学界的尊重。搞歪门邪道,走捷径,都是不会长久的,学界自有公论。他还指出,做学问要有浓厚的兴趣,能从艰苦的研究过程中品尝到乐趣,这是科研的动力。发表第一篇文章,出版第一本书,发现一个新观点,都是非常快乐的。要将学术当成事业甚至生命,如果仅将科研看作谋生的职业,不得已而为之,感受不到快乐,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不如早点改行。他鼓励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举例说,农村妇女摔倒了,爬起来时还要拔一把猪草,因此,行政坐班空隙也要看点书。他在出差期间,有时看似闭目养神,实则构思论文或发言稿。

仓老师学术成果丰硕,以诚待人,赢得众多友朋的尊敬和信赖。我们提到某学者,仓老师往往就谈起该学者的师承、学术特点、交往情景。其中,比仓老师年长的学界前辈,就有陈训慈、朱士嘉、邓广铭、谭其骧、赵光贤、白寿彝、张舜徽、吴泽、王钟翰、陈连庆、杨翼骧、陈光崇、徐规、陈桥驿、卞孝萱、章开沅、朱绍侯、吴枫、茅家琦、蔡美彪、林甘泉、杜维运、陈捷先等先生。学界朋友遍布中国大陆和港澳台,以及美国、日本、韩国等地,仓老师一年的电话费是惊人的。一次,有人上门推销电话卡,一下就买了2000元。仓老师以书会友,著作出版后都要赠送学界朋友,有时稿费不够,还要自己再贴钱买书。我有几次陪同仓老师去邮局寄书,发现那里的工作人员对他很熟悉。仓老师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五卷本,凭一己之力,邀请到海内外80多名专家学者参与撰写,这充分体现了仓老师的影响力与人格魅力。

仓老师住在杭州市体育场路的学校宿舍,那是一幢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住宅,三室一厅,面积70多平米。仓老师的书房名为“独乐斋”,与司马光的独乐园寓意相似,都是神交千古,自得其乐。书房是名副其实的书库,面积十几平方米,两面墙有书橱,地上堆满了书籍杂志,几无下足之处。我们提起某书,仓老师往往会说:“这本书我有,只是压在下面,不方便取出。”就是在这间简朴的书房里,仓老师泡一杯浓茶,坐在藤椅上,在书桌前看书、思考、写文章,往往一坐就是半天。

据仓老师外孙女毛诗吟回忆:“因为不断地备课著书,过度用眼,外公的视力一直不好,有的时候连脚下的台阶也很难看清楚,需要有人在一旁扶着,但是每当有人请他审阅文章时,他都不会拒绝。虽然因为年纪大了,外公的阅读数速度很慢,有时候一个下午也只能很吃力地看几张纸,但他还是会很认真地在旁边做上批注。我们都奉劝他可以不要再专注于学术了,身体要紧,但是外公总是会哼哼道‘活到老,学到老’,然后继续看剩下的文稿。他就是这样,执拗而专注,紧紧地抓住工作上的每一个细节,以前是这样,现在依旧如此”,“外公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会眯着眼睛,有些吃力地翻阅文献。在他的心中,一直有这样的一片土地,只有容得下真理与事实。”艰苦的脑力劳动之后,“一个人斟一杯故乡的洋河酒,配上几碟小菜,听听电视里的新闻,偶尔对时事评论一番,相比于旧时的颠沛流离已经算是一种奢侈的享受。(5)”

2013年,仓老师已经80高龄,依旧孜孜矻矻,笔耕不辍。他有高血压,早年眼睛出血动过手术,视力不好,不会使用电脑,依旧采用方格稿手写文章。晚年曾多次住院,两次手术,就是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他以顽强的毅力,出版《方志学通论》(增订本)《史志丛稿》《谱牒学通论》《独乐斋文存》四种专著以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发表论文18篇。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2019年3月6日完成的《<独乐斋文存>后记》,审阅的《一切学科起源于历史——著名方志学家仓修良先生访谈录》一文,发表于《浙江方志》2019年第5期。2020年3月,仓老师入住医院。在去世前几天,我去医院探望,他虽然说话口齿不大清楚,但我能听得懂,我汇报了文集出版事宜,并准备草拟出版前言,再读给他听,没想到从此天人永隔,悲痛罔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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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老师毕生致力于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方志学和谱牒学等方面教学与研究,出版专著《中国古代史学史》《方志学通论》《章学诚评传》《谱牒学通论》等14种,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史记辞典》《汉书辞典》以及古籍整理著作等15种,发表论文200余篇,《仓修良文集》10卷陆续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目前已出《中国古代史学史》《方志学通论》《谱牒学通论》《章学诚评传》。科研成果多次荣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国家和省部级奖励。事迹收入30余种中外名人辞典,治学经历收入朝华出版社《学林春秋》,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仓老师毕生致力于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方志学和谱牒学等方面教学与研究,出版专著《中国古代史学史》《方志学通论》《章学诚评传》《谱牒学通论》等14种,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史记辞典》《汉书辞典》以及古籍整理著作等15种,发表论文200余篇,《仓修良文集》10卷陆续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目前已出《中国古代史学史》《方志学通论》《谱牒学通论》《章学诚评传》。科研成果多次荣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国家和省部级奖励。事迹收入30余种中外名人辞典,治学经历收入朝华出版社《学林春秋》,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仓老师说:“尽管一生坎坷,由于自己奋力抗争,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聊以自慰。在讲到研究成果时,要感谢我的夫人任宁沪(雨奇),几十年来,她将家务重担,里里外外,全部一人挑去,让我集中精力和时间做研究工作,她实际上成了我们这个家庭的顶梁柱。我是发自内心的感谢。(6)” 仓老师能够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与师母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02“成一家之言”的创新精神

仓老师非常推崇司马迁、章学诚、郑樵等史家“成一家之言”的治学目的,他在《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2期发表《章学诚的“成一家之言”》。章学诚指出郑樵的学术贡献,在于能发凡起例,运用别出心裁,成一家之言。仓老师基于学贵独创精神、自成一家之言的观点,强调“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认为只有具备探索和独创精神的人才有可能做出专门学问,如果事事跟随前人,样样墨守成规,自然也就谈不上独创了。学者治学态度必须严肃认真,自己既然学无心得,就不应该著述文章到处招摇撞骗,做学问不要抄袭别人著作,不成熟的作品不要轻易发表以免贻误读者。仓老师本人正是追求创新以“成一家之言”的典范,诚如董恩林先生所说,仓老师的论著特点之一,就是“锐于创新,每篇文章,每部著作,都会有新的结论、新的观点”(7)。

1983年仓老师出版了47万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当时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在此书基础上,2009年出版《中国古代史学史》。仓老师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上有许多创新,在此略举两例。

一是创立了自己的史学史著作体系。过去的一些史学史著作,大多注重记载史学形式上的变化,实际上只不过是历史编纂学史。仓老师不仅研究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并试图找出它发展的规律和各时期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如史体的演变、史著的产生、史料范围的扩大等),而且表现在内容上(如史学思想、史学流派、史学传统等)。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意识形态,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在分期方面,他按照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中国古代史学本身的发展特点,分为四个时期:即中国史学的起源和战国秦汉间的史学、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汉魏六朝史学、主通明变的唐宋元史学、具有启蒙色彩的明清史学。这就把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放到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长河中进行研究,史学思想与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就自然地联系在一起。

二是对传统研究内容提出新见解,对过去受冷落的史家、史著、史体进行新探索。在研究过程中,仓老师对不少老问题如《越绝书》研究、《资治通鉴》编修等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翻流传多年的错误看法和结论。对应劭的《风俗通义》、常璩的《华阳国志》、颜师古《汉书注》、洪迈《容斋随笔》、胡三省《资治通鉴注》等课题,都予以足够的重视。过去史学史著作,对于明清两代论述大都比较简略,而仓老师则着力于明清两代,把一向被看作是文学大家的王世贞,列为与王夫之、顾炎武同等重要的地位。明清之际的野史非常发达,但以前史学史界却很少有人问津,浙东史学、乾嘉史学等,作为重要史学流派,仓老师也都列为专章,力图改变学界对明清史学研究过于简略局面。由黄宗羲创立、全祖望完成的“学案体”,是我国封建社会里创立的最后一种史书体裁,但诞生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为此,仓老师先后写了《要给学案体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黄宗羲与学案体》、《历史学家黄宗羲》等文章,明确指出,“学案体”史书属于学术史,在分类上把“学案体”附在传记一类的做法是很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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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老师的《方志学通论》是一部全备而精密的方志学集大成之作,构建了新的方志学理论体系,为学科发展奠定基础,成为提升修志理论和编纂水平的必读之作。他在方志学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第一次讲清了我国方志发展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论证了我国方志发展经过汉魏六朝地记、隋唐五代图经和宋以后成型方志三个阶段,揭示了每阶段的特点。通过对秦汉以来社会发展概况的研究,得出方志起源于两汉地记。关于“从敦煌图经残卷看隋唐五代图经发展”的专题研究,推翻了以往学者关于图经性质和体例的错误论断,认为图经是指这种著作卷首都冠以各种地图,并非以图为主,而是以文字记载为主、配有地图的特殊地方志。书中阐明隋唐五代图经编纂制度,首次提出并论证了图经是方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这是方志学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他深入探究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与学术价值,总结述评历代方志理论的利弊得失。书中首次对建国后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两次修志活动进行总结。在新方志编纂学方面,本书论述了编纂过程中如何搜集、整理、考订以及利用资料文献,如何“尊重历史,反映特色”等重要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理论主张和实践规范。指出当今方志学界存在的问题,阐发胡乔木同志的方志理论,为新方志编修出谋划策,见解独到。在方志批评学方面,通过系列志书评论,多层次地展现了他对于方志批评学的研究视角和学术标准。

仓老师的《方志学通论》是一部全备而精密的方志学集大成之作,构建了新的方志学理论体系,为学科发展奠定基础,成为提升修志理论和编纂水平的必读之作。他在方志学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第一次讲清了我国方志发展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论证了我国方志发展经过汉魏六朝地记、隋唐五代图经和宋以后成型方志三个阶段,揭示了每阶段的特点。通过对秦汉以来社会发展概况的研究,得出方志起源于两汉地记。关于“从敦煌图经残卷看隋唐五代图经发展”的专题研究,推翻了以往学者关于图经性质和体例的错误论断,认为图经是指这种著作卷首都冠以各种地图,并非以图为主,而是以文字记载为主、配有地图的特殊地方志。书中阐明隋唐五代图经编纂制度,首次提出并论证了图经是方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这是方志学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他深入探究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与学术价值,总结述评历代方志理论的利弊得失。书中首次对建国后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两次修志活动进行总结。在新方志编纂学方面,本书论述了编纂过程中如何搜集、整理、考订以及利用资料文献,如何“尊重历史,反映特色”等重要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理论主张和实践规范。指出当今方志学界存在的问题,阐发胡乔木同志的方志理论,为新方志编修出谋划策,见解独到。在方志批评学方面,通过系列志书评论,多层次地展现了他对于方志批评学的研究视角和学术标准。

谱牒学是史学发展的分支,也是仓老师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仓老师就已发表了《试论谱学的发展及其文献价值》一文,后来又在《历史研究》等期刊发表了10余篇论文。2017年9月,《谱牒学通论》出版,这本书是仓老师积数十年之力,系统研究谱牒学的代表著作,是该领域第一部系统完备的通论性研究著作,学术价值高,填补研究空白。仓老师在书中全面阐述谱牒学发展史,从谱牒学起源到清代谱学,对各时期谱学发展历程及其代表人物与著作进行细致研究,阐发其阶段特色以及有代表性的理论主张。此外,仓老师还科学界定学科概念、基本理论,厘清谱牒学、年谱、家谱的性质、作用、价值及其局限性,还通过案例分析,揭示家谱辨伪的基本方法。

仓老师“提倡创新,反对新创”,创新要具备求真求是的基础。他以新方志编修为例,指出:“创新是对继承而言,是以继承为前提,在继承基础上,根据时代需要和地方上的需要而加以发展和创造,而不是无依据的凭空乱造。若是离开了这个前提,把千百年来方志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有别于其它著作的所独具的特色全部抛开,另起炉灶地独创,那只会失去编写方志的宗旨和意义。这种做法,只能叫做新创,而不是我们所讲的创新,一字之差,意义就会截然不同。(8)”

学术研究如何创新?仓老师提出建议,应当加强理论修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不少青年学者的论著,存在着罗列史料、就事论事而理论分析深度不够的现象,这就需要努力提高理论方面的造诣。仓老师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反映论,才建立起在中国古代史学史、方志学、谱牒学上自己的学术体系。

03“永远追求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的批判精神

仓老师在《中国古代史学史》自序中说:“有必要首先在此对那本书(《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明显的错误列举几点,以示向读者作一公开的道歉,我觉得这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应当有的责任感。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慢慢养成了自己的行为准则,即‘永远追求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并在做学问过程中,一直以此自律。每个人在做学问过程中产生一些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是免不了的,早年作品中的缺误,晚年著作中加以更正,这也是很正常的,只要自己认识到,就应当这样做,古人早就说过,学无止境(9)”,“在那本书中,评介《明儒学案》时,又由于轻信《四库全书》所收之书,没有注意研究该书的版本,以致铸成了错误,又向读者传播了错误的说法。尽管在1990年《书品》第一期上发表的《阅读古籍应当注意选择版本——读<明儒学案>所联想到的》一文中,已经向广大读者表示过歉意,但是能够看到这一刊物的人毕竟不会太多,这里有必要再加以说明。(10)”在这篇自序中,仓老师作为史学界前辈名家,反复讲“致以歉意”“道歉”“检讨原来的错误”“最明显的错误”“误导了广大读者”“致歉”,其实事求是、严谨真诚的治学态度令人感佩!他对著作精益求精,不断完善,从《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到《中国古代史学史》(2种版本),《方志学通论》不断再版(5种版本),从《文史通义新编》到《文史通义新编新注》(3种版本),从《中国史学名著评介》3卷本到5卷本,每次再版,都进行修订增补,同时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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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歌功颂德易,直言批评难,仓老师尤其具有批判精神,不怕得罪人。譬如遇到挡路石,有些人绕过去就算了,他却是尽力将它们一一搬走,以方便后来者。他经常教导我们,做人做学问,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学术良心、道德良知。章学诚早就指出,学者要有“史德”,也就是说治史者的心术要端正,要正大光明,不能搞阴谋诡计,更不能阿谀奉承,仰人鼻息。仓老师面对学界不良风气和错误观点,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对社会高度的责任感,敢怒而且敢言,“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极具侠义风范。仓先生参加学术会议态度很认真,对浮夸不实的会风,包括逃会、不参加学术讨论、重名利、官本位等等,批评毫不留情面,显示出对后辈学人真正的负责精神。一次在华东师大开会,90多岁的北京大学张芝联老先生一出电梯,见到仓老师,当即拱手道:“仓公啊,我们的仓公!”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仓公”之称,应该代表着学界朋友对其批判精神的赞赏和敬重。

古往今来,歌功颂德易,直言批评难,仓老师尤其具有批判精神,不怕得罪人。譬如遇到挡路石,有些人绕过去就算了,他却是尽力将它们一一搬走,以方便后来者。他经常教导我们,做人做学问,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学术良心、道德良知。章学诚早就指出,学者要有“史德”,也就是说治史者的心术要端正,要正大光明,不能搞阴谋诡计,更不能阿谀奉承,仰人鼻息。仓老师面对学界不良风气和错误观点,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对社会高度的责任感,敢怒而且敢言,“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极具侠义风范。仓先生参加学术会议态度很认真,对浮夸不实的会风,包括逃会、不参加学术讨论、重名利、官本位等等,批评毫不留情面,显示出对后辈学人真正的负责精神。一次在华东师大开会,90多岁的北京大学张芝联老先生一出电梯,见到仓老师,当即拱手道:“仓公啊,我们的仓公!”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仓公”之称,应该代表着学界朋友对其批判精神的赞赏和敬重。

仓老师治学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不迷信权威,独立思考,勇于辩驳,敢于批评。对于章学诚,他写过一系列文章,其中有多篇是为其辩白。有人说章学诚在考据上斗不过戴震所以就贬低戴震,仓老师便写了《章实斋与戴东原》,指出章学诚对戴震是褒大于贬,在当时真正认识戴震学术价值之所在的也是章学诚;有许多人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产生误解,他写了《也谈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说明章学诚当时论述“六经皆史”说的社会意义;有人说章学诚不是浙东学派(史学)的成员,便写了《章学诚和浙东史学》,指出章学诚是浙东史学的殿军;有的学者认为章学诚提出的“史德”,已经包含在刘知幾的“史识”之中,又写了《“史德”、“史识”辨》一文,指出两者属于不同概念,“德”是指行为规范。仓老师与叶建华师兄合写的《章学诚评传》,诚如南大思想家研究中心评审意见中所说:“本书稿具有很大的争辩性”,“直到现在还有人把章看作‘乡曲之士’、‘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基于此,本书稿在突出章学诚主体思想的同时,常为章氏辩诬。如章氏的‘六经皆史’说与王守仁相比其说新在何处?章氏批评戴震是否是坚持宋学、是否就是章氏‘六经皆史’之糟粕?章学诚是对我国学术发展起着重要影响的学问家和思想家还是‘乡曲之士’及‘读书不多而好发议论’的人等等,本书稿皆以先人和时人的观点为对象,以章氏本人著作为根据,参照有识之士(包括外国人)的论述,给予有力的辩驳。所以读本稿能够闻到章氏本人所特有的‘好辩’的气息。(11)”

仓老师认为从做学问角度来看,“好辩”未必是件坏事,对学术界的历史悬案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学术界有意见分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别人的研究结论自己有不同看法等等,通过辩论搞个水落石出有什么不好呢?做学问就是要能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否则老是作无病呻吟的文章有何价值?他十分坦诚地承认,在做学问过程中每遇问题确实“好辩”,这不仅表现在对章学诚的研究上面,而且集中表现在好多问题上。对于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的研究,他发表了几篇和别人辩论的文章。关于《越绝书》性质、作者等问题,先后发表《〈越绝书〉是一部地方史》《袁康、吴平是历史人物吗?——论〈越绝书〉的作者》《〈越绝书〉散论》等文章,一一加以论述。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学术研究,存在意见分歧乃是正常现象,但是在讨论中必须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当别人已经指出你的看法是错误时,理所当然的应当审视自己的观点和结论,真的错了就不必惋惜而放弃,若是觉得并没有错,则应当勇敢地进行辩论。千万不要做失理也不饶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人物。笔者那篇文章发表已将近八年,从未见到有辩论的文章,然而坚持认为《越绝书》是最早的地方志的文章却从未间断,这显然是很不正常的。(12)” 

仓老师认为做学问、科学研究,就是在追求真理,别人研究出正确结论,我就坚决服从,这才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令人遗憾的是,方志学界很大部分同志,对方志起源问题,还在抱残守缺,闭起门来搞文字游戏,别人的研究结论拒不接受,史书的明文记载视而不见。这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实在相距太远。许多新志书过份强调经济部类,从而削弱了其它内容;半数以上的新修方志“艺文志”都被砍掉了;民国时期的内容不仅很少,而且有的还把民国时期政府机构打入附录中去了;许多新方志序成了排位子、拉关系的装饰品,三序四序不足为奇,有的竟达七、八序之多;方志本是资料性著作,有的则大谈宏观,大讲规律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又与方志理论研究工作者的误导有着密切关系,不仅如此,而且出现了一些奇谈怪论,有人说修志中“存史、资治、教化”六字功能已经过时了;“据事直书”今天已经不适宜了;编造出“横排竖写”是方志的“特点”等等。还有不少论著将历来公认的舆地著作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等也都列入方志行列,诸如此类,甚是不少。为此,仓老师于1994年在《中国地方志》上发表了《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对十三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写这类评论文章,要批驳错误观点,势必牵涉到人。1998年因为某报记者电话采访中误解仓老师之意,错发“哭笑不得”不实报道,虽事后报社致歉,但已得罪一些不明真相的读者。但此后仓老师考虑到事关新一代方志编修的质量,又关系到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依旧不该初衷,敢于批评。他说,如果这点胆量和精神都没有,还谈什么做学问呢?在谱牒学研究中,仓老师认为对那些错误的说法与观点,如果听之任之,是对学术发展不负责任,所以也发了文章提出质疑。他自嘲说,似乎我这个人到处在批评人家,就像一个消防队员。

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文化热”,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浪潮中,有些人有意无意地在否定中国传统的史学,如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学家只重视微观研究,而不重视宏观研究,没有史学理论等等。这些结论出来后,好多报刊加以摘引,影响很大。也有人在写中西史学比较文章时,实际上对中国古代究竟有多少种史书体裁、每种史体的长短得失等还没有搞清楚,就草草地撰写文章,作了所谓比较后,便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史体横加指责。这哪里能够使人信服呢?仓老师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从来也没有人说它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必须对它做具体的研究分析和总结,该批判的批判,该肯定的肯定,而决不应当笼统地一笔否定。因为有一个历史事实,大家不应当忘记,即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是在骂倒自己的传统文化之后而能立足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的。为了帮助大家对祖国传统史学作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以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仓老师约请众多专家编成《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分别对这些史学名著作出评论和介绍。

针对在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存在的浮躁之风,如假学者、假文人、伪学术、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等污浊之气,仓老师总是义愤填膺,在著述、会议中,只要有机会,就直言批驳。他指出,学术界存在着不读书却又爱写书的现象,许多老一辈史学家一生也只留下一两部著作,如今有些人只需三两个月就可以“打”出一部书来,更有的只用九天时间就“打”出一部20万字的书稿,创出著书立说的奇迹。有一次学术会议期间,有位作者拿出两本新出版的书籍,他与施丁先生竟然都不理解其书名,如此之类的书究竟写给谁看呢?针对明末的不良学术风气,顾炎武曾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且提出写文章必须有益于社会,因为无论写什么文章,都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不能无补于国计民生,否则将一无价值。仓老师推崇老一辈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鼓励大家学习老一辈史学家们的这种治史精神和对社会负责任的高尚品德。

04




“教书育人,服务社会”的

奉献精神




仓老师长期从事教书育人工作,传道、授业、解惑,是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吕建楚先生回忆:“当年先生主讲史学史和方志学课程,枯燥乏味的内容让先生演绎得生动有趣。课堂上,先生神采飞扬,声情并茂,在他带着浓厚苏北口音的讲述里,似乎当年的故事他都亲身经历。讲到激动之时,他会放声大笑,也会流泪。记得讲《史记》时,有感于司马迁的经历,先生在授课时当堂流下泪水,引得我们这些学生在内心嘘吁不已。先生讲课,引经据典,典籍出处,信手拈来,随口而出,常常是讲的人津津有味,听的人有滋有味,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走,让我们收获颇丰。对一些观点的质疑,先生会常常蹦出一句家乡口音浓重的口头禅:“呆想想也是不可能滴”,从而使得严肃学术观点意见的表达变得生动有趣,不仅让我们印象深刻,更使我们从中明白了做学问要经常问自己个为什么的道理。(13)”

仓老师曾获茅盾文学奖的学生王旭烽回忆,“我们历史系的先生们,有不少是可以以夫子来形容的,仓先生便是其中的典型。我的大学时代,受惠于先生的,实在不少。他教我们史学史,先从历史文献教起。……他对我们的学习精神要求,按他的原话,就是‘吃猪头肉坐冷板凳才配学历史’,这已经是教我们做人了,多年来这便是我的座右铭。”工作后她曾就浙东学派问题去采访,“先生用我熟悉的手势一挡,说:‘要谈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先追本溯源。’于是,多年没听的史学课又重新开始了。先生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因为所以不断而且;南宋晚明清初民末。回去剪片时我看看哪段都是华章,竟不知从何下手编辑。(14)”

我读研时与本科生一起听仓老师讲中国古代史学史课程,得以稍稍领略仓老师本科教学名师的风采。仓老师只穿中山装,灰色外套风纪扣都扣得严实,系里的师生对他都很敬重。他对教学非常认真,是系里教学榜样,每次提早到校,课堂纪律、作业、考试严格,同学们都不敢稍加懈怠。由于身体原因,他坐着讲课,声音洪亮,时而起来奋笔直书,板书苍劲有力。他讲课富有激情,旁征博引,善于联系学术动态,纵横捭阖,极为生动深刻。如讲到司马迁高超的语言艺术时,举了周昌口吃的例子:“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仓老师将两个“期期”说得惟妙惟肖,引来一片笑声。仓老师讲课还有个特点是紧密联系现实,批判时弊,注重立德树人。一次上课前,他先讲起乘车到校的经历,说久等公交车不来,刚坐上出租车,后面三辆公交车连贯而至。他以此为例,教育学生做事须有耐心。其时仓老师时已年过花甲,但他的心却是与同学相通的,同学们私下亲切地称呼他为“仓哥”。

仓老师乐于奖掖后进。对自己的学生,固然大力提携,对不是自己授业弟子的后辈学者,也是乐于帮助,指点学业,推荐发表论文,写序参会,不遗余力。这种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精神和胸怀,也是值得后辈学习与继承的。仓老师桃李满天下,学术成就卓著,学生们无论是从政从商还是做学问,都对他敬爱有加。仓老师一位本科学生后来成为企业老总,所在公司影印出版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我知道消息后告知仓老师,他与这位学生联系,学生当即答应赠送一套,仓老师捐赠给了家乡图书馆。

仓先生勇于为公众服务,又淡泊名利。他是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创会会员,长期担任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名誉会长等职,为学会发展呕心沥血,赢得全体会员衷心爱戴。周国林先生称仓老师为“文献研究会的中流砥柱”,指出“几十年中,始终关心学会的发展,视学会工作为自己的学术生命,念兹在兹,数百名会员中大概无出仓修良先生之右。(15)”朱杰人先生也说:“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学会的感情之深、之挚。他说,文献会是老一辈学人建立起来的,这个学会最可贵的地方是他的优秀的传统——正直、正派、团结的品格传统和踏实、严谨、不务虚名的学术传统。这个传统不能丢,他在有生之年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捍卫这个传统,并把这个传统交到年轻人手里。(16)”周少川先生在唁电中说:“仓先生把一生最好的时间、最好的精力都奉献给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真正的鞠躬尽瘁!无私奉献!仓先生的学问和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赵生群会长代表学会在追悼会上致辞:“仓先生是我会的创会副会长,四十年来先生一直十分关心、支持学会的发展。1984年出版社委托我会编纂“二十五史专书辞典丛书”,这一重任最终落到了先生的肩上。先生不仅自己主编了《史记辞典》《汉书辞典》,还组织指导其它史书辞典的编纂工作,前后历时近三十年,为此花费了大量心血,甚至推迟了自己的著述计划。这套皇皇巨著至今仍然无可替代,成为正史研究的必备工具书。仓先生四十年来坚持参加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年会,见证了一大批学者的成长。当时的小年轻如我,现在也已年过花甲。仓先生可以说是我们学会发展的引领者、见证者。”2017年文献研究会颁发给仓老师“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的铜匾,予以表彰。

仓老师是一位事业心强、有责任感、勇于任事的学者。他多次在学校、图书馆、方志馆等单位举办公益讲座。担任多部方志顾问,既顾又问,主动联系,绝不挂个空名。如重修《周庄镇志》,不顾体弱,几年时间里,频繁去周庄指导业务培训、搭建框架、收集材料、修改文字等,倾注了大量心血精力。2000年12月,仓老师陪韩国学者参观绍兴市区的章学诚故居,发现故居里住着市民,不利于故居的保护,几次给领导写信反映。经过三年的努力,章学诚故居列入市文保单位,仓老师又捐书捐物,使故居成为人文景点。仓老师参观诸暨陈宅村,又建议诸暨市文化局修复了祠堂,被誉为“地方历史文化的守护者”。仓老师一生藏书、爱书,生前将包括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内的藏书7500余册藏书,全部捐赠给了泗阳县图书馆、苏州市方志馆、浙江省档案馆、浙大图书馆等,为文化事业发展无私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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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恩师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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