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郁曼陀是抗日战争时第一个为国捐躯、以身殉法的法官，是被上海极司非而路76号汪伪特务机关派遣的凶手连开三枪射杀在住宅门前的，享年仅55岁。

▲郁曼陀

当时我们3人虽然小的只有9岁，最大的刚15岁，也知道父亲是拒当汉奸并在法院严惩汉奸而遭杀身之祸的。母亲告诉我们，“八一三”上海沦陷后，租界里的中国法院成了当时惟一用以维护中国主权的机构。父亲恪于职守，置敌伪的恫吓利诱于不顾，为此收到过附有子弹的信。信中说：“如再不参加我们的组织，你的生命难保。”父亲则斩钉截铁地说：“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民族气节决不能丧失。”他因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早有退隐归乡以诗画自娱的打算，此时他却说：“国家、民族正在危急之中，怎能抛弃职守？我当做我应做之事，死生就不去计较了。”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因积极从事抗日爱国活动，上海沦陷后最先遭敌伪暗杀。刘校长之子刘光华于1979年著文回忆说：“我曾亲睹郁华庭长不顾自身安危，当庭痛斥被现场群众捕获的刺客曾某，并判以极刑，其高风亮节，秉公执法，确实令人佩服。”

其实从1931年起，父亲已多次拒绝过日本人、华北和江南伪政权要他当汉奸的威逼利诱。“九一八”事变那年，日本军方通知沈阳最高法院，谓郁华不得擅自离沈，“另有要职委托”云云。父亲投奔皇姑屯一农民，化装后方脱险逃回关内。父亲殉难后，1940年4月24日上海各界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适逢香港同一天举办蔡元培先生追悼会。《星岛日报》总编辑金仲华先生当天为这两个会和其他一些学者发表社论《学者与名节》。他针对当时的投降逆流说：“这些学者的重名节、爱国家，他们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是中国在今日持久抗战中所最可贵的。”

在上海的追悼会上，最引人注目、最长的挽联是远在新加坡的三叔郁达夫亲笔书写寄来的，挽联曰：“天壤薄王郎，节见旁时，各有清名扬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东。”这副联以其哭天地、泣鬼神的正义之气，预告了若干年后，三叔郁达夫也将在南洋惨遭日本侵略军杀害，以身殉国。这挽联不啻是他们兄弟两人精神气节的共同写照。

父亲的这种气节和品格从何而来？我们没有功力去细察。但儿时与父亲相处，在那难忘的充满温馨情愫的家庭气氛中，我们却可以强烈感受到这种气节和品格的存在。他是法官、教授，又是画家和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于悠久的中国文化之修养，使父亲和达夫叔继承了我们民族的某些可贵的素质和精神：正直、宽厚、爱憎分明而不奴颜媚骨。

父亲眷恋故乡的富春山水，这里的山水熏陶了他的性格。他出身于穷秀才之家，也因此精于诗、书、画。达夫叔曾在《悼胞兄曼陀》一文中说他“天性……是倾向于艺术的”。父亲作过许多诗画，曾参加南社。柳亚子在《静远堂诗画集序》里评父亲的诗是“鹏举冲冠之作，文山正气之歌”。有人曾举其诗句为证：“何当击筑咸阳市，醉向人前一放歌”；“赤土磨无埋狱剑，黄金买尽压装书”；“文章今古开奇局，旗盖东南识霸才。”冯英子同志评其诗亦有“清丽脱俗之一面，读之心醉”，如“西望家山一发青，樱花丛里作居停；那知人海沉沉外，别有天潢聚五星”。

父亲廿岁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是清政府从浙江首批选派的100名留学生中的一个。当他回国后再次赴日考察司法时，将我们的母亲陈碧岑和三叔郁达夫也带去留学。自此三叔在日本居栖10年，写下著名小说《沉沦》。也因此父亲和三叔都对日本的文化有很敏锐的感触与了解，也和日本文人建立了深厚情谊。这不禁使我们想到，一个真正热爱本民族文化并有一定素养的是会理解并尊重他民族文化的，何况中国和日本在诗、书、画三方面都有着共同的渊源。按稻叶昭二教授的著述说：日本著名汉诗人服部担风“与达夫之兄曼陀同是随鸥吟社的会友”，“就他（郁曼陀）的诗才来说，这里也许有森槐南（日本汉诗泰斗）的极大推崇吧？一个异国青年……进而被推举为诗社的会友，被视作是个雅友，这一事实，毕竟雄辩地说明了大家对郁曼陀这个人的评价之高”。父亲在日本居留期间，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东京竹枝词》，真情赞赏日本的风土、民俗和社会改革的一些方面。但是，父亲对于日本朋友和军国主义侵略者是区别看待的。

1932年始，全家陆续迁居上海。晓民、兴治尚幼，随父母同行。隽民、怡民则由三叔的第二位夫人王映霞连同她自己的2个儿子一起带往上海。家住江湾路时，每天上小学都要经过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那两扇大灰铁门，常见日本水兵在列队或刷洗地面。我们知道日本在侵略中国，总想往大灰门里瞧，又不敢多看。有时晚饭后，父亲一手牵个孩子漫步去内山书店，他和内山完造老板叽哩呱啦地讲日语，又频频叮嘱我们：“小一黑一手一不一准一摸一书！”他总说书是最宝贵的，不要弄脏弄坏。我们听他的话，就能在归途中吃上一杯赤豆刨冰。

家搬到巨泼来斯路1号时，有一对戴眼镜、中等身材、姓陈的夫妇常来：考究的西装、甜甜的微笑、柔声问候、鞠躬时腰弯成九十度，还带来我们很爱吃的鲜黄色日本甜萝卜条和小点心块。后来他们不再出现了，听父母说他们当了汉奸，想拉父亲下水，所以不准他们再登门。

在我们的记忆里，父亲总是身穿长衫，脚上是圆口黑布鞋，戴一副深度黑边近视眼镜，坐在书房里长吁短叹“国难当头”。对我们他总是慈祥宽厚的，但对有的人却丝毫不留情面。有一天从一辆黑色小汽车里走出2位穿皮大衣的贵妇人，我们忙下楼往客厅里张望，只见她们浓妆艳抹，含笑低语。事后才知道是父亲的老师、汉奸王克敏的夫人和四小姐，是奉王克敏之命来劝父亲北上参加伪政府的。母亲因为不知内情，认为师母到来，理应招待一下。父亲则生气地说：“怎么说（他们）也是汉奸！”并要母亲把送来的礼物退回去。

1935年，姐姐郁风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在工人夜校教课，并同党内外进步文化人一起活动。那时她化名和英茵轮流扮演《武则天》话剧的主角。母亲得知后一直思想不通，说：“一个法官的女儿怎么到舞台上抛头露面？”而父亲却主张子女只要不走歪门邪道，可任其个性自由发展。他慢腾腾地说：“是条龙就上天；是条泥鳅就钻洞。由她去吧！”（父亲实在是个很通情达理而且非常幽默的人，常见他和来客讲笑话，说得开怀大笑。）后来姐姐在上海妇女界响应“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抗日大游行中担任了总领队，鲁迅先生逝世时她也是送葬示威队伍里一名积极的组织者！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前后，父母按计划要送郁风去法国进修绘画。出国的准备工作全齐备了。那些为留洋准备的漂亮衣服真够我们这些小妹妹羡慕的。最后她离家了，但不是乘大轮船去法国，而是经香港去广州，是跟随郭沫若去办《救亡日报》了。后来，她才告诉我们当时她看到父亲为抗战而感到兴奋，所以她才能说服父母放弃留学。

“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父亲带着我们4个小儿女去医院慰问伤兵。这个“家庭慰问团”一到，父亲就拿出纸笔，躬身为伤兵疾书家信。我们４个孩子在一旁唱慰劳歌，唱《义勇军进行曲》，还有那首有着柔美旋律与和声的歌：“东风儿飘飘，掠过小桥，看杨柳弯腰，鞠躬微笑。”这寥寥4句的二重唱，我们从20世纪30年代初一直唱到了80年代，而且已经传给了下一代。多年来，不管家人、兄弟姐妹飘泊到何方，天涯海角重聚之时，大家总会情不自禁地唱它，因为它使人感到一种永恒的亲切和温馨。

1937年8月23日，母亲在先施公司为伤兵购买急救用品时遇空袭，被弹片炸伤了。姐姐因为马上要随《救亡日报》同人去广州，得知消息后赶回上海去医院看母亲，但心里却害怕自己这一走会伤父母的心。谁知去告别时，父母却鼓励她早日出发。

父亲牺牲前数月，我们的哥哥兴民正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那时有位富有的大官的女儿垂青于兴民，周末总开车去校园接他去其父亲的别墅。父母得知后急坏了，母亲说：“我们这样的家庭将来怎么侍候得起一位阔媳妇啊！”父亲听她的话急电兴民返沪，并立即设法把他送往美国留学去了。临行前，父亲叮嘱他勿忘祖国，并写《送兴民赴美洲》一诗：“故园旧业已无存，三宿凄然出国门。针线若谙慈母意，钗钿宁负美人恩。似闻曹鬼犹谋社，敢斥三经是寓言。伫待将军新破虏，海天尽处望中原。”

在对我们的教育中，父亲最恨讲假话，总说诚实是美德。他并且常告诫：“长大了不要当商人和律师。”这种偏激之音正表露了他对当时社会日益腐败的忿慨之情。他和母亲常说，郁家上几代虽然穷，总想方设法让下一代读书受教育，“书念到肚子里谁也抢不走，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好处。愚昧能强国吗？”平时，父亲自奉甚俭。母亲对我们说：“你爸爸好侍候，给他吃什么都不挑。”的确，我们从未见过他穿西装或讲究的大衣，他的袜子总让人补了又补。他遇害后，上海的报纸称他为“廉吏”、“青天”。反之，他和母亲却总是厚以待人。亲友们谁若有求，只要合乎情理，就在金钱、生活方便上尽量予以满足。

父亲终身轻名利。有人说以他早年留学东洋的资历，如加入国民党，早该官居高位了，但他拒绝加入。也有人劝他竞选杭州市长，他干脆毫无兴趣。相比之下，对在大学里兼课还算安心。这一切是由于他看透了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司法遭到践踏。此外，他对共产党又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进入30年代后，他只能是以“淡泊明志”，一再倾诉想弃官归里写诗作画的心绪，如：“老来同上榆关道，写到家山总断肠”；“但求专壑能娱老，不愿谈兵只托聋。茅屋三间田二顷，自摊书卷教儿童。”这里的“谈兵”是指对红色区域的围剿。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爆发，他肯定是要步魏晋以下士大夫之后尘而怡情山水，去弄诗作画的。但是民族矛盾的尖锐化，使“气节先于文艺”，他只能应历史的呼唤，让乡土之恋随他永逝，在政治环境极其复杂的孤岛上海，“做我应做之事，死生就不去计较了”。

1939年11月23日，他终于遇难。入殓时，哥哥、姐姐均在远方。母亲命我们４个小儿女身穿孝服，跪在灵前发誓：要努力学习，争口气，为父亲、为国家民族报仇雪恨！父亲的气节和精神对母亲产生了极大影响。她独立支撑起全家，含辛茹苦，其后尽管遭受种种磨难，她始终不失刚正之气，坚韧乐观地对待生活。据她生前回忆，父亲蒙难后，汉奸王克敏还派人来探望，劝母亲结束上海的家，带孩子到他那里去，他可负责安排工作和生活，母亲坚决拒绝了。为防备南北两方可能再袭来的困扰，加之经济日益拮据，母亲不久就带着我们迁出旧居，避隐到一个陋小的弄堂房子里去。这以后，她除了为子女操劳，还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我们的家成了地下党员的联络点。母亲还帮助他们为新四军秘密输送医药用品。一直到解放后，她仍尽心尽力不取报酬地为党和国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曾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我们的母亲颁发了烈属证，追认父亲为革命烈士。

就父亲的执法来说，一方面他必须尽职守，但另方面由于弟达夫的关系，他和鲁迅、田汉、阳翰笙等文化人又有交往；加之他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化无能，他本身从留学日本时代起就有人文主义的民主思想，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又使他同情革命力量，不能不影响着他的执法。母亲说他常叹息气愤国民党特务机关不顾司法之尊严，要求引渡革命者。因此，廖承志同志1933年在沪入狱后，宋庆龄、何香凝同志委托唐鸣时律师去找他，向他说明情况。父亲听后尽力使廖承志获释出狱。

又据1936年后曾任上海中共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成员陈修良的回忆：“1930年夏，我自苏联回上海工作……不久，我在一次领导丝厂总同盟罢工时，同群众一起，被巡捕抓进了看守所，说是‘煽动罢工’，……又过了几天，地方法院开庭审讯我……审问我的爱国法官郁曼陀（郁达夫的哥哥），他是同情革命者的。我说是乡下人，听不懂上海话，他就没有多问下去，当庭宣判为‘误拘’，由郑律师保出。”

据姐姐郁风回忆：“抗日战争期间我在桂林经常看到田汉同志，他多次和我说起与三叔、父亲在嘉禾里时的情谊，也一再说起他自己被捕时父亲帮助他脱险。他说，那真是戏剧场面啦，几天以前还坐在一起打麻将的，忽然就在法庭上见面了。他一看是父亲坐在上面，一本正经地审问他，他差不多想笑出来。”

再据李剑华同志回忆：“1932年底，我被国民党逮捕。次年四月经沈钧儒、褚辅成二老保释出狱后，在功德林宴请沈、褚二老致谢并邀达夫夫妇作陪……我这次出狱，达夫先生虽无能为力，但他同情革命，富有正义感，在20世纪30年代的腥风血雨的岁月里，曾通过他的在法院工作的哥哥郁曼陀，着实营救了不少共产党同志。”（文/郁隽民 郁晓民 郁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