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2年开始读研究生，从硕士到博士，学的都是宋代史，到90年代初，开始涉猎清末民初的江南区域史研究，回想起来，倒不算意外。

从大学本科时期起，我就对社会经济史特别感兴趣，说不清什么原因。读硕士时，1983年暑期，曾跟随研究明清经济史的蒋兆成老师到浙北苏南等地乡镇作田野调查，一路上我其实只能算一个旅伴而已，对蒋老师关心的调查问题，十足的懵懂。不过也正是在这一次“田野”，让我了解浙北苏南的那些市镇，乌镇、王店、王江泾、盛泽、震泽、南浔……，原来在江南的历史上扮演过如此动人的角色。另一方面，此行也让我见识了当时江南地区这些市镇的面貌，生活依然不乏闲适，偶然可见精致的民居，却无法掩饰角角落落表露出来的败落与无奈。第二年夏天，我又幸运地参加了由唐史研究会组织的唐宋运河考察活动，从浙东运河起点宁波市出发，转到大运河终点杭州，沿江南运河北上，在南京渡长江转到扬州，再向北从淮阴沿着当年汴河故道到达开封。考察活动一路车船兼用，既查考历史遗迹，又察访各地民生。那次是生在江南、长在江南的我第一次得以深入观察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民众生活，感触非常深，从而也促使我开始思考“中国”这一庞大文明体所可能包含的巨大地域差异性。记得当时我站在开封城北黄河入汴的柳河口，一边是河道里翻滚奔流的泥浆（对于看惯了江南一汪清泉的我来说，黄河里流动的绝不象是“水”），另一边是从悬河堤坝上向下俯瞰的田野，还有远处的开封城，真令人得以感晤“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的道理。后来到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曾设想以“区域经济”为主题撰写博士论文，因故未成，想来也有这次考察经历的影响在。

1993年，当时我已到杭州大学工作，偶有机会得以申请美国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董事会）的研究基金，当时的设想一是研究计划的规模要大一点，二是应该多学科交叉，于是多年前的田野考察经历再次在记忆中复活，遂提出了“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这样一个研究计划，得到基金会的批准，并于次年开始研究工作。从此我大约有三四年时间完全放下了宋代史研究，沉醉于清末民初的江南区域史领域。

当然，上述的田野考察经历，只是促使我从中古史研究涉猎帝制后期江南区域史的一个动因，当时历史学学理上的一些思考也许更为重要一点。

长期以来，我们所接受的正统说教，都认为历史学的功能是要研究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以便指导今天的人们去遵循这个规律。随着国门的重新开放，外界异说并入，逐渐影响学人的思想，使得我对“规律”的这份执着开始动摇。茫然之中，心想古人所说“其国可亡，其史不可亡”，史学的功能之最基本者，当属保存历史的记忆。只要记忆得以保存，其中是非，尽可由后人评说。那几年出于种种原因，也时不时游访周边乡镇，看到不少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引进制造业，视市镇旧区的传统建筑为累赘，拆旧建新，以为政绩；经济生活的由农转工，现代交通的延伸，民众经济生活与文化习俗的转变，更在根底上侵蚀着江南市镇的传统文化，岂止外表景观的破坏而已。因此我们意识到研究传统江南市镇是一项具有急迫性的任务，必须立即着手，尽可能赶在社会变迁步伐之前，“抢救”一些历史记忆。

但是，时至90年代初，江南区域研究已非小邦，实蔚为大国，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涉猎者，从哪一角度着手，也颇费思量。当时在这个领域除海外学者外，国内也已有相当数量的成熟论著刊布，例如樊树志先生的专书，份量就很重，让人颇感压力。不过综观言之，学者们的关心点聚焦于明清时期的江南市镇，即考察帝制后期江南地区农业高度专门化背景之下的农村商业聚落成熟形态，而关于这种商业聚落面对近代西方工业的冲击，有哪些“反应”，即从清末进入民初时期江南市镇的历史命运，关注者尚少。这恰恰是我最感兴趣的方面。多年以来，可能也是出于传统史学的影响，我一直认为史学研究最为切要的任务，是要关注当代史。出于时势的限制，读研究生时选择专业，明智地决定潜水于古代。当开始为江南市镇研究选择突破口时，既考虑了学术史的背景，更因不自量力的“现实关怀”的推动，关于它“近代命运”的视角基调就这样定了下来。

贰

从古代史专业转而涉猎清末民初江南区域史，事实证明是一个收获颇丰的学习过程。

相比于较为熟悉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场域，清末民初江南市镇这个论题对我来说十分生疏，需要尽快深入了解它的文献资料、分析工具以及学术积累等多方面内容，才有可能真正展开研究。也正是在这一基础层面，使我学到了许多新知识，受益非浅。回想起来，尤以前两者为突出。相对而言，宋元以前因年代过早，除考古资料之外，研究工作主要就得依靠存世文献了。明清史，尤其是清末民初的江南区域史研究就大不一样，刻版文献之外，档案、报刊、佚文、地志、碑铭、口传资料，不一而足，可供发拙的余地远较前代为大。尤其是田野调查，常有意外收获，令人兴奋。

这里先谈当时对理论分析工具的一些考虑。

可能是记载更为零散，史实理清不易的缘故，学人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实际常围绕着史料考订展开，谈笑所称“主义加考证”的路数，貌似十足的“理论化”，实际上对范式的归纳颇为忽略，至少在我的体会中，有其客观原因。但讨论清末民初的江南区域史情况就有点不一样了，在这一研究领域，麻烦的常常是存世的历史信息过于丰富，使人难以理清头绪。对于初步涉猎这一领域的我来说尤其是如此。因此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理出一个分析的框架就至关重要了。也就是得确定该关注哪些，舍弃哪些，以使自己不至于被掩埋在无穷的史料之中。这就需要借用一些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

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之所以有助于史学研究，是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一为现代人类社会，另一为历史上的人类社会。只是由于两者所涉及的时间段有异，且史学研究受存世资料的制约，所以根据现代社会的实际归纳提炼而成的、具有明确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的一些假说与概念，不一定能完全应用于历史研究。对此，我们当时的认识是较为清晰的。不过相对而言，关于清末民初江南社会，一方面存世资料较多，另一方面它正处于转型过程之中，因此比较有利于引用一些现代的社会科学分析工具。当初的考虑——显然也是受到了当时国家政治形势的影响——清末民初江南地区社会转型的最重要推动力，是近代西方工业经济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冲击，比较接近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场景。虽然现代化理论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了解决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而兴起的，但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古典时期。而且自20世纪初以来社会学第二代大师们多从进化论转向典型学方法，强调理论与现实间不存在完全的对应关系，认为欲理解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需要制定二分法概念。此概念的每一端选择最能代表那一类社会（传统或现代）的某些特征，展开对比分析。在逻辑上，这两端是互斥的；在现实中，二者则是交错的。这似乎就使得我们有理由“选择性”地借用这个分析工具。通俗地讲，就是在应用此分析工具时，十分注意摆脱其脱胎于欧洲经验的固有模式，力求使自己的归纳符合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这样的一番考虑之后，我们就比较清楚讨论所需要涉及的内容了——工业经济逐步展开的各个层面，如交通、蚕桑丝织、植棉纺织，以及由产业变迁影响所及的江南市镇社会生活各不同层面，如文化传播、社会结构、习俗、镇区布局、人口结构等等都是。

也许，仅从前面罗列的这些内容看，似乎与分析传统时期社会经济并无二致，不过我们当初的关注点却是十足的“近代”的：关注江南市镇社会生活各个侧面在近代工业经济影响下的变迁过程，尤其是产业更替——即从传统以手工劳作为基础、以家庭作坊为基本单位的专业经济，转向工厂化集约生产的现代工业经济。由此所带来的技术的革新，从业人员的更替，产业布局的变化，以及社会文化与社会习俗的弃旧趋新，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呈现了自己的特色。

也正因此，记得当初分析中有两个内容引起了我们特别的关注。

一是社会文化中心的移易。如前贤所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乡土性文化，乡村文化是都市文化的根柢。在重土观念的支配下，虽然到帝制后期，迁居都市已成趋势，但在精神文化上，绝大多数从政或游学的士子，都将他们离家在外的寓居之地视作人生旅途的驿站，最后还要返归乡间故里。只有故里才是他们心理情感上真正认同的归宿之地。乡村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而都市不过是这汪洋大海中零星散处的岛屿。而市镇既是乡村经济生活的中心，也是乡村文化生活的中心，因此是乡村文化的聚焦点，是乡村文化的代表。到了清末民初，传统时期的这种文化布局出现结构性变化，乡村文化已无可奈何地开始衰落了。在工业主义的影响下，各种现代因素向都市集中，都市开始从城乡一体的文化结构中分离出来，将西方的工业主义、近代科学技术与殖民文化渗杂在一起，形成与传统乡村文化相对立的中国近代都市文化。城乡之间开始出现济经上与文化上的差别，都市，尤其是近代口岸城市，成了区域的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一步步地影响着它周边的农村地区，位于农村的市镇则成了这种文化传播的中转地。由此形成的与传统文化的落差，就成了我们观察江南市镇“近代命运”的最好视角。

另一是工业化扩展影响下市镇结构的变化。根据欧洲的历史经验，随着工业都市的兴起，各种现代化因素向规模较大的都市集中，大量人口迁居都市，传统农业经济时期形成的乡间小集镇因此衰落。清末民初时期的江南地区却并非如此，出于各种因素，衰落的市镇固然也有，但其概率似乎与传统时期差别不大；一些历史名镇在这一时期由于产业转型较为成功，如余杭的塘栖，松江的徐家汇等等，反而得到扩张。这一历史现象自然成了我们关注的重点。分析的结果表明：江南地区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寓工于农的家庭生产结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在某种意义上或者可以说更显示了其创造力，因此在“工业化”这个看似共性的外表之下，内里结构仍因不同民族历史传统而有着自己的特征，影响到市镇的布局结构，于是就有了如我们后来所归纳的“市镇数量虽无较大增减，互相间却已产生明显的分化”现象。总体观察，直至20世纪30年代，虽然农村经济趋于萧条，江南市镇却并未衰落。大胆地说一句，这样的归纳，大概是可以为前面所说的“典型”列为例证的。

如果说现在我在习史中比较重视“问题”以及范式的归纳，那几年涉猎江南市镇研究经历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叁

那几年从事江南市镇研究是一段相当愉快的经历。

也许是当时自己还算年轻，精力充沛；又也许是当时大学的官长们还懵懂未开，不知道用“数目字管理”，我们不必时时掂记着“论著”的产出，得以心静气闲地讨论，安心沉醉于清末民初江南社会精彩生动史事之中。不过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当我们一行人走访于浙北苏南那些名闻暇迩的镇区，其景观之生动，民俗之纯美，每当调查有所收获时的喜悦，以及新朋旧友的情谊，至今回味无穷。

说到景观，纯从旅游参观的角度看，现今那些作为旅游景点营造起来的江南名镇，整齐的民居店铺，洁净的街道，长长的廊棚红灯笼高挂，还有精致周到的旅游服务设施，无疑更为美观。可是我总觉得它与真实的生活有点隔阂，真实的江南市镇生活不是这样的。记得有一次我们来到湖州赵孟頫的故里下昂镇，很小的一个地方，短短一条市街，因为不是位于公路要道上，已明显衰落了，到处露出破败相。市河边上还残留有一小段美人靠，歪歪斜斜的，我坐在上面，面对着几间破旧的店铺，杂货店，茶馆，还有一间竹器铺，不远处是小小的一座石桥，不知叫作“听月”还是“望辉”，一条农船正从下面经过，眼前就浮现了旧时市镇兴盛时的景象。在明清时期，下昂是周围一二十里农村的贸易中心，每逢市集，市街上熙熙攘攘，村落农民纷纷摇橹坐船来到这里，卖掉丝米菜蔬，几个鸡蛋，换回盐酒杂货，或者一把新镰，最后必定还要到茶馆去聆市面。沿市河的美人靠更是他们歇脚之处。我当时的心绪，大约就是所谓“神入”地与历史对话了。这样的心境，只有我们这样的探访者才需要有，游客自然不必。人家在都市生活累了，走到被精心营造起来的“市镇”生活场景中游玩一番，放松一下，回去再到生意场上去拼博。历史太沉重，不需要。历史学家眼中生动的景观，多半不是大众所愿意欣赏的。但是历史学家无法舍却此情此景。现在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呢？田野调查的目的并非全然为了在历史的场景中神游，不过尽量接近它，对于理解历史无疑大有收益。当初设计中所谓抢救历史记忆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也是指此而言。

探访市镇老人、搜集口传资料，是调查工作的重点。问卷的设计，地点的选择，当然很“学术”，实际上同时还必须掌握非学术性的要点：目的地是否有你可资利用的官方与非官方的资源，来协助你的调查。否则你的工作也许会事倍功半。人情世故绝非学术，却也是理解历史的前提。这中间常常会碰到一些新朋旧友，伸出无私援手，令人倍感温馨。我有几位大学同窗当时正在地方工作，都不断地被我骚扰。台湾清华大学的张元老师为了帮助我们申请某项基金，曾捐资花时间与我们一起走访各地市镇。一些素不相识者的无私帮助，在令人喜出望外之余，常常能给我们以额外的历史信息。我现在手头有一本新编《周庄镇志》，就是当地一位镇民无偿赠送的。平时在各个市镇走街穿巷，推开居民的家门参观访谈，总能得到热情的接待。

不过纯就“学术”而言，记忆中对我触动较深的有两件事：一是当初为了界定镇区居民的自我文化定位，问卷设计中有一题：“您认为市镇上的居民算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结果各地大多数被询问者都答以“镇上人”，这也许正是从某一侧面说明了江南市镇的聚落性质，给了我一个十分有价值的提示；另一是记得探访南浔镇宿耆林黎元先生。林先生告诉我，从前南浔有钱人家都会让自己的孩子吸一点鸦片，实着令我意外。询以究竟，林先生说：“这里有钱人家的父母都不希望孩子到外面去闯荡，吸一点鸦片，可使他们留在家里，不离开父母。”他而且将那几年湖州地方经济发展的相对迟缓归咎于这种地方文化习性。嘉湖地方自明清以来经济发展，生活安逸，20年代湖州民谣“丝行店伙真写意，头发梳得光，咸蛋吃个黄，鱼虾喝点汤”，是其写照。这些是我们阅读文献所能了解的，但安逸自恋到如此境地，若非林黎元先生坦陈，实非想象所能及。

实事求事地讲，当时为了搜寻资料，有时的确辛苦。记得为了读民国《竹林八圩志》，薄薄的一册，不得不专门从杭州去了一趟嘉兴图书馆。有时勿勿赶到某地，发现计划中想探访的对象早已不复存在。记得曾在桐乡濮院镇看到过两座石拱桥，相互成直角状，美伦美奂，比陈逸飞笔下的周庄双桥漂亮多了，当初勿勿拍了照片，回家冲洗出来一看不太理想，后来有一次从嘉兴回杭州途中专门转到濮院，想再去补拍一下双桥的照片，走到一看，桥已被拆掉了。在工业化影响之下市镇的转型过程中，又有多少历史记忆被这样无情地抹掉了，史家的努力实在微不足道，但偶有收获，欢喜鹊跃，乐在其中。

当时我们在资料工作方面实在留有不少缺憾，特别是在档案与报刊资料的搜寻，余地最大。近年来关于市镇史研究有显著进步，优秀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历史资料的积累也很有收获，不过有一些历史记忆看来是永远不可追寻了。

朱子曾说“杂学方谓之博”，他分析博与约的关系，认为“博之与约，初学且只须作两途理会，一面博学，又自一面持敬守约，莫令两下相靠，作两路进前。用工塞断，中间莫令相通。将来成时，便自有会通处”（《朱子语类》卷三三）。博须以约为基础，即学习一门知识，须得深入，须得真正掌握，不能半通不解，浅尝即止；等到各种学问积累到一定程度，“便自有会通处”。近十年来，我又回到了宋代史领域，那几年从事江南市镇史研究的经历，无论在理论方法的训练，还是关于帝制后期历史知识的积累等不同层面，都明显回馈着我现在的研究工作。这是不是朱子所说的“会通”，未敢妄言，但习史者不可局限于自己的方寸之地，的确是我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