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仙庙在流水桥东，西至艮山门铁路边，有两个动人的传说。宋景定（1260-1264）年间，先后建起两座相隔数十步的庙，一座是祀天上织女和孝子董永的“天仙庙”，另一座是祀鄂王岳飞部将杨再兴的“杨墅庙”。杨再兴大战小商桥忠勇盖世，后人敬仰；董永卖身葬父，孝感动天。清瞿灏在《艮山杂志》中有一段两庙合祀的史载：“杨君集矢于骨，史之说信也有徵至；天仙降事，近于不径而世祀不绝，此可见忠孝之感人心，而迹之显晦平奇皆可不论也。”史学家瞿灏也知董永之事扑朔迷离，不可与历史人物杨再兴同日而语，然而几百年来，两庙屡毁屡建，香火一样旺盛是现实，可见老百姓立敬忠尊孝偶像是不咎其所以然的。

杨再兴之战迹《宋史》有载，在此暂且不提。而董永和织女如何在流水桥结庐，只得就事论事了，希望能钩沉起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并说明杭州艮山门一带东汉时丝绸已相当发达而作为货币流通了。

名列《二十四孝》之一的董永和织女（七仙女）凄美缠绵的神话故事，解放后被演绎为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几乎家喻户晓。追根溯源，《天仙配》故事雏形于汉曹植的《灵芝篇》：“董永遭家贫，老父财无道。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还。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不过是短短40个字。

晋干宝收录在《搜神记》一书时，扩添至孝，增丰其事：“董永，东汉千乘人氏，少丧母，避兵乱南逃，父病死途中，无以为殓，乃卖身贷钱葬父，路遇一女子，求为妻，遂同往钱主家为奴。钱主令织缣三百匹以偿债，永妻织一月而毕，既而向永辞别，自谓天上织女，奉天命助永还债，言讫，凌空而去。”全文不足百字，文简意邃，留有丰富的想象空间。清代戏曲家洪昇加工改编成传奇《织锦记》问世时，己血肉有致、神情俱佳了。

解放后，安徽黄梅戏剧团移植改编，定名为《天仙配》并拍成电影，一曲“满工对唱”抒发了劳动人民美好的心灵愿望，人们是多么地希求幸福、美满，电影以真善美的内涵打动了老百姓的心扉。从《灵芝篇》演绎到《天仙配》，历经了一千七百多年的磨练，足见抒发“真善美”故事的生命力之强劲，相信还会演绎下去的。

▲《天仙配》电影

现在的问题是董永和织女的传说究竟发生在何处，值得探讨一下。曹植《灵芝篇》不记，干宝《搜神记》无载，洪昇《织锦记》因手头无书，不敢妄论。至于安徽黄梅戏剧团改编时董永有“家住丹阳浙水西”一句唱词，可知把董永家定位于丹阳，这可以理解，物为己用嘛！为此，笔者曾查阅历史地名资料。汉时，丹阳名阿曲县，与钱塘县（杭州）同隶属于会稽郡，本在同一个行政区划内。艮山门天仙庙建于南宋景定年间，这说明董永与织女的故事早在南宋景定前已在艮山门一带流传，而且当地百姓已到了有必要立庙祭祀的要求。

当时杭州是南宋京城都会，物阜民丰，商家辐辏，已有“丝绸之府”之誉，艮山门一带已成为杭州丝织的生产基地。董永是东汉千乘人，遭兵乱南逃至浙水（钱塘江流域），卖身葬父，钱主提出要织缣三百匹偿债。缣是一种用双丝织微带黄色的细绢，特别致密，广传于市，多作尝赠、酬谢之品，亦代货币流通，还致用于绘画，可见以织缣还债符合当时民风商情的。这比唐代杭州刺史（市长）诗人白居易《杭州春望》中“红袖织绫夸柿蒂”的“唐绢”又早了500多年。

事实上，1958年杭州古荡发掘出土了一座汉墓，墓主朱乐昌夫妇身上覆盖的丝绸被褥，经专家鉴定是迄今为止杭州有丝绸服装的最早实例。流水桥地处杭城东郊，艮山门之阳，一望无垠的桑园菜圃，是杭州丝织原料桑蚕基地，董永夫妇逃难在此结庐，我耕田，你织布，我挑水，你浇园，于情于理相契。所以说《天仙配》故事发生在杭州艮山门流水桥亦存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