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1917年8月9日出生，2018年2月6日去世。当代国学大师，被誉为“中华传统文化呈现于二十世纪的最好典型”。他的研究几乎涵盖国学的所有领域。在时间跨度上，从上古到明清，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交白卷的。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就因其甲骨研究荣膺有“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他治学讲学的足迹遍及欧美印日，扩大了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令人称奇的是，他几乎没上过什么学。他是“富二代”，用他的话说，“家里条件很好，按理似乎可以造就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学问”。家里的藏书楼数万卷藏书，便是饶宗颐儿时的幸福源泉，也是他后来学问的根底所在。他说，一部书尤其是经典总要读上很多遍。他说自己“求知欲太强了”，“求知欲吞没了我自己一整个人，但是我觉得是一种乐趣”。读书，研究，写书，这就是他百余年的一生。去世前，他留给我们80多本著作，近千篇文章，那是他一生的读书所得，也是中华文化在当代的绚烂绽放。致敬饶宗颐先生！

阅读饶宗颐：

从天啸楼到梨俱室

    一代通儒饶宗颐先生（1917—2018）以淹博著称，其《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分为“史溯”“甲骨”“简帛学”“经术、礼乐”“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文学”“诗词学”“艺术”“文录、诗词”14卷，笔者曾将其治学领域归纳为“史前文字学”“甲骨学”“简牍学”“帛书学”“金石学”“敦煌学”“语言学”“目录学”“经学”“方术”“史学”“历史地理学”“地域文化”“中外交流史”“文学史”“龙学”“选学”“楚辞学”“赋学”“词学”“道教史”“佛教史”“绘画史”“书法史”“音乐史”25个门类。此外，饶先生还通诗、文、书、画、古琴，不但是中国古典学术、文学、艺术的研究者，也是积极的践行者。我们不禁要问：一代通儒是怎样炼成的呢？这还得从天啸楼说起。

天啸楼里的读书种子

    天啸楼是一座二层小洋楼，坐落于潮州市下东平路的莼园之内。莼园原是饶家的私宅，由饶先生的父亲饶锷主持修建，在上世纪50年代被新加坡华侨黄景云购下，目前仍居住着黄家后人。天啸楼于1929年11月落成，作为饶家的藏书楼，天啸楼曾有数万卷藏书，号称当时粤东第一藏书楼。饶先生的童年时光，便是在天啸楼中度过的。目前莼园之中尚存饶先生十四岁时手书的“画中游”牌匾和“山不在高，洞宜深，石宜怪；园须脱俗，树欲古，竹欲疏”对联。

    饶家当时是潮州首富，经营数家钱庄，周转海外侨汇和国内军饷等银项。就此而言，饶先生是不折不扣的“富二代”。同时，饶先生还是个“学二代”。饶锷经商的同时，亦专注于治学与诗文，著有《天啸楼集》《慈禧宫词》《西湖山志》《王右军年谱》《法显〈佛国记〉疏证》《淮南子斠证》等。而饶先生的大伯父、二伯父也是文人，收藏有不少画作、碑帖。饶先生自幼浸淫于典籍、书画与金石，耳濡目染，心中早已埋下了学术和艺术的种子。他曾回顾道：

    我的学问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即训练利用目录增进学识；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这五个基础，奠定了饶先生学问的坚实根基与广大格局。饶先生的诗文、书画创作源自于童子功，内化于他的气质之中。目录学基础和朴学方法，确立了饶先生治学的基本取径。至于幼时博览儒、释、道文献，拓展了其知识框架。饶先生是家中长子，饶锷对其有极大的期许。之所以取名“宗颐”，便是寄寓宗法北宋著名理学家、《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后来饶先生钟意画荷，不无慕周敦颐遗风之意。

    饶先生只上过一年初中。他认为在学校里收获不大，便要求辍学回家。在我们看来，当时饶先生的选择可以说是相当任性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父亲也相当开明。饶先生后来执教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大学、耶鲁大学、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等著名学府，在今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要知道饶先生不但没有博士学位，甚至都没有念完初中。他的学识，很大程度上是由家学赋予的。

    现在的学界并不乏“学二代”，但过去家学的土壤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饶先生曾指出：

     “家学渊源”意味着家里有许多藏书，有世代相传的学问，这其实是一个人的学问系统，如果可以在长辈已有的学问系统上加以扩张和提升，国学功底会更扎实。

    在这方面，饶先生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饶先生认为现在的学生写一本书没有问题，但很多却没有办法写古诗。他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正蕴藏于古代文体之中，不掌握它们，终究有隔。他极重视古典文学的修养，认为“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弘深而通要眇”。

    饶先生自幼聪慧，思想早熟。他并不像同龄的孩童一样耽于玩耍，而是徜徉书海，与古人对话而乐此不疲。躲进小楼成一统，天啸楼的数万卷藏书成为他朝夕相处的伙伴。他认为自己是孤独的，而正是这种享受孤独的个性，给予他更广阔的天地。

    天啸楼虽比不上天一阁这样的著名藏书楼（饶先生生前任天一阁博物馆名誉馆长），但其藏书宏富，门类齐全，足以傲视粤东。饶先生自小涵泳其间，对中国古代的主要典籍已了然于胸。六七岁的饶先生曾沉溺于神魔小说和武侠小说，甚至自己动笔撰写小说《后封神榜》。他后来回忆，这些小说给予了他无穷的想象力，他身上一直有享受历史的真、神话的假两种冲动。当时正在习画的饶先生，还反复临摹《水浒传》《七侠五义》《封神演义》等小说的绣像人物。十岁时，饶先生已能背诵《史记》的一些篇章，广涉传统典籍，并兼及各类杂书，当时他依照蒋维乔《因是子静坐法》打坐的习惯也一直保留下来。饶先生自小为父亲抄录著作，在此过程中逐渐掌握了治学的门径。受父亲影响，饶先生阅读了许多清儒著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顾炎武和孙诒让的著作。饶先生十四岁便完成《顾亭林学案》，他服膺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态度，并身体力行，读书治学之余，足迹遍及寰宇。而孙诒让的《温州经籍志》《契文举例》《周礼正义》等著作，则深刻影响了饶先生后来目录学、地域文化、礼学和甲骨学的研究，他将孙诒让视作自己学问的一个最早也是最久的指路人。

走出天啸楼

      1932年元旦，饶锷任创社社长的壬社成立，后来它发展成为粤东最大的诗社。诗社的成员，常常在在莼园中雅集，吟诗作对，切磋学问。包括“岭南词宗”詹安泰在内的文坛名士，每每出入其间。年幼的饶先生在潜移默化中，诗心也静静绽放。

    也正是在这一年，两岁失恃的饶先生又失去了父亲。当时才十六岁的饶先生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作为长子的他必须要担起延续家族荣光的重任。在父亲辞世之后一个月，饶先生创作了《优昙花诗》：

    序曰：优昙花，锡兰产，余家植两株，月夜花放，及晨而萎，家人伤之。因取荣悴焉定之理，为以释其意焉。

异域有奇卉，托兹园池旁，

夜来孤月明，吐蕊白如霜。

香气生寒水，素影含虚光，

如何一夕凋，殂谢亦可伤。

岂伊冰玉质，无意狎群芳，

遂尔离尘垢，冥然返大苍。

大苍安可穷，天道邈无极。

衰荣理则常，幻化终难测。

千载未足修，转瞬距为逼，

达人解其会，葆此恒安息。

浊醪且自陶，聊以永兹夕。

    莼园的荷花池畔长有两株昙花，昙花虽美，但其光华过于短暂。失怙的饶先生感悟伤怀，一抒荣衰无常之理。后来饶锷的生前同窗好友、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读到了这首诗，赞不绝口，写下了“陆机二十作文赋，更兄弟闭门读书十年，遂名满中朝，君其勉之矣”的勉励之词。古直后来将这首诗发表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文学杂志》第11期上，同期刊有著名学者、诗人温廷敬的《广优昙花诗》。温廷敬以高山松柏相期许，“高山有松柏，屹然凌彼苍”，希望饶先生切莫消沉，应确立凌云之志，“饶子年方少，前途远大，吾愿其有以进之也”。

    父亲逝世之后，饶先生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是要继承父亲的产业，还是延续父亲的学术呢？饶先生选择了后者。不然，潮商很有可能多了一位精英，而学术界将失去一位奇才。不慕荣利的饶先生无心打理钱庄，家财也便渐渐散尽了。

    父亲给饶先生留下的，是未竟的《潮州艺文志》。历时三载，饶先生将父亲的遗稿续写完成。该书踵武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填补潮州经籍目录专书之空白。该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收录书目1000余种。该书的发表，使饶先生在学界崭露头角，受到不少前辈的关注。《潮州艺文志》是饶先生学问的起点，这不但是因为它是饶先生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著作，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目录学的基本训练，饶先生得以出入于经、史、子、集之间，完成了基本知识框架的搭建。目录学是书海津梁，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利器，需要研究者对文献的版本源流、学术史地位有清晰的把握，对知识面和阅读量有很高的要求。《潮州艺文志》虽限于地方经籍目录，却可由此贯通中国传统学问的基本内容。饶先生极其注重目录学的基础，目录学是他学术生涯的第一步，也是他后来从事每项学术研究的第一步。

    正是饶先生在编纂《潮州艺文志》方面的成绩，当时十九岁的饶先生受邀出任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的艺文纂修。广东通志馆藏有一千多种志书，位居全国第二，饶先生都全部通读，为其地方史地研究奠定了基础。二十岁之前，他还完整阅读了香港新垦书局出版的一系列外国哲学、文学名著，对王国维、胡适等人的著述以及五四新文学耳熟能详，甚至还尝试翻译雪莱等西方诗人的诗篇。此后，饶先生在楚辞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创获颇多，逐渐从粤东南岭走向全国学坛。作为最年轻的禹贡学会会员，饶先生受到顾颉刚的重视，并被委以编纂《古史辨》第八册的重任。期间他还在香港协助王云五编《中山大辞典》，协助叶恭绰编《全清词钞》，藉此博览群书，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走出天啸楼的饶先生，踏上了更大的舞台。

梨俱书香

        1949年，饶先生正式移居香港。由于种种原因，家传的数万卷珍贵藏书并没有被带走。至于网上有人诬陷饶先生将粤东汉奸陈梅湖所谓的十二万余册藏书窃至香港，更是子虚乌有，不值一驳。

    移居香港之后，饶先生的学术研究进入黄金时期。此时的饶先生，不但走出天啸楼，走出广东，还真正走向了世界的舞台。他在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史学、古典文学、宗教学、艺术史等众多领域创获颇丰，还游历法国、美国、日本、东南亚、印度等地，与海外汉学家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同时也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其他文明。饶先生曾在印度研习古印度圣经《梨俱吠陀》，并翻译其中多首诗篇。后来他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梨俱室”，便有这一层的渊源。

        2003年，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成立。学术馆的宗旨，既注重学术研究、推动与海内外学界的交流，还兼有藏书楼与艺术展览馆的功用。饶先生将自己来香港后积累的近四万册古籍、现代书刊、古琴谱等文献捐赠给学术馆，化私为公，嘉惠学林。目前饶先生的藏书正在编目之中，郑炜明等先生已经编纂出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藏品图录II馆藏古籍珍善本》一书，择其要者200种予以介绍。虽未睹饶先生藏书全貌，但已能藉此窥其一斑。从这些书籍看，既无天啸楼旧藏，也无所谓的陈梅湖藏书。

    所公布的珍善本中，有一些饶先生著作的珍贵印本和手稿。如《敦煌白画》一书是饶先生的重要敦煌学著作，首度搜讨敦煌所见白描、画稿、粉本。学术馆藏有完成于1972年的初稿本，该书于1976年在巴黎定稿，1978年在巴黎出版，初稿本为该书的写作始末提供了重要材料。再如饶先生率先介绍法国所藏甲骨，学术馆便藏有他亲笔誊写的试印本《巴黎所见甲骨录稿》。至于饶先生的课堂讲义《两汉文学讲义》，更是从未刊布。

    有些藏书是饶先生学术交往的见证。如饶先生早年协助叶恭绰编纂《全清词钞》，叶氏赠与饶先生藏书数十种，多有叶氏题记。如1996年法国汉学泰斗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曾赠与饶先生越南汉文抄本《往津日记》，前所未见，是中法越南战争史的重要史料，越南史专家陈荆和已将该书整理出版。再如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曾赠与饶先生《伯牙心法》一书，系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刊本，极为珍贵。海内外学人的题赠专著，更是多达两千册。这些藏本既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也反映了前辈对饶先生的提携以及饶先生与海内外学者的密切往来。

    饶先生认为自己不是藏书家，而是用书家。他对研究中所涉及的书极为熟稔，据说他徒手翻检《四库全书》，比用光盘还快。他并不刻意搜求珍稀版本，藏书主要是饶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所实际利用的文献，涉及众多学科门类和语言文字，是饶先生广博治学兴趣的写照。有的文献如《天壤阁摹本》，系由饶先生手抄而成。不少藏书，有饶先生的亲笔题记。饶先生藏书不但广博，而且专精。如饶先生在选学有重要成绩，他所藏的《文选》版本，便有明唐藩翻刻元张伯颜本《文选》、明嘉靖本《六臣注文选》等12种，其中还不乏黄节校订稿本《文选笔记》这样的海内孤本。饶先生虽涉猎广泛，但他往往就某一问题作持续的探究，绝不浅尝辄止，他在选学领域的研究便是著例。

    饶先生一生爱书、藏书、读书、著书，为学术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化私为公，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梨俱室的无尽宝藏，希望有一天能为更多的人所知、所利用。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书

        2001年11月2日，饶先生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作了题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的演讲，高屋建瓴，提出了“新经学”的设想：

    若干年来，由于出土简册的丰富，我亦曾多次提到未来的21世纪应该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时代，现在已正式进入2001年，我充满信心地预期21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我们现在生活在充满进步、生机蓬勃的盛世，我们可以考虑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

    饶先生之所以倡导“新经学”，主要有以下几个出发点：

    其一，饶先生强调“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他们的Bible”，中华民族更应该责无旁贷，传承我们自己的经典；

    其二，饶先生指出，“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是有重要意义的”，经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其三，出土文献作为地下出土的“原版书”，为重新认识经典（尤其是遭秦火等书厄破坏的经典）、确立“新经学”提供了宝贵的契机，当时郭店简、上博简等战国竹书已经逐步问世，而近年来清华简更是直接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其四，“新经学”可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精神文明的建设。

    总之，经书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什么是中国的经书呢？先秦时期，我们民族的元典便已确立，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乐经不存，故又称“五经”。后来，又发展为“十三经”。经书是不断发展的，同时也有其恒久不变的内容。

    饶先生对经书的重视由来已久，1979年饶先生在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宗教部讲学期间，发现法国世界文化经典翻译大型项目中的中国典籍只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时，流下了动情的泪：“我们完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文化源头是‘五经’！”尊饶先生为老师、“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的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看在眼里，多年之后，他为“五经翻译工程”而奔走疾呼，欲图将五经翻译为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印地语和马来语9种语言，便是受到了老师饶先生当年的触发。

    饶先生并不止于传统经学，而是力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倡导“新经学”，他认为《尔雅》之类的训诂书不必列为经书；与《尚书》有同等时代与历史价值的文献，如一些长篇而重要的青铜铭文、《逸周书》的部分篇章，可视作《尚书》之羽翼；记言之书如《国语》等，多保存古贤的微言大义，亦可入经；思想性重要的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经法》《五行》等，需要考虑；儒道相济，《老子》《庄子》等已被视作“经”的道家经典，也需要纳入经书。在此基础上，饶先生还提出结合出土文献，编撰一部新的《经典释文》。

    旧的经学体系，主要属于儒家系统。儒家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三代“大传统”，但由于定于一尊，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核心内容被遮蔽了。饶先生的“新经学”是一个更为立体的系统，立足于出土文献所揭示的中华元典的早期格局与面貌。饶先生注意结合出土文献研治《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并深知出土文献的宝贵价值。其远见卓识与人文关怀，至今仍富启迪意义。

（作者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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