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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一炉的茶馆消费
来源:《轻舟载月觅洋音——民国杭州消费习俗》  作者:潘标  日期:2023-01-18


说到杭州人的悠闲消费,不得不说杭州的茶馆消费。

茶叶是杭州可与丝绸并称的两大特产,在杭州占有相当高的商业比重,民国时期为典型的传统商业门类,茶叶、茶行、 茶馆、茶客,在杭州互为一体,共同构筑了杭州历史悠久积淀丰厚的茶文化。在1934年出版的石克士《新杭州导游》广告页,印有杭州极为知名的“翁隆盛茶号”,可以窥杭州茶文化发达之一斑,“茶称瑞叶,亦称嘉禾,中国各省皆有其最优者,惟浙杭西湖产区,得狮峰之灵,龙井之秀,虎跑之雅,翁山之幽,崇岩瞻其五云,峻岭望其三竺,故钟毓于名茶,佳色佳味。本号自雍正七年创始,迄今三百余年,中外驰名,专选三前翠绿龙井,狮峰春前、明前、雨前旗枪、芽茶,皆言极品,法制藏沽,色味俱佳,咸称迈众,独甲全球……如蒙惠顾,请认明清河坊大马路本号招牌及狮球商标”。

而作为其商业的延伸,茶馆在杭州也特别发达。

西湖竹枝词这样描述杭州茶馆,“武林第一茶楼”:“窗明几净手巾香,镜槛玻楹隔几房。茶博也知人势利,书联特请李中堂”;“天仙阳春戏馆”:“洋街两面沸笙歌,戏馆茶园逐渐多。国忌如今都不禁,日间弹唱夜开锣”。这些都生动描绘了茶馆与说书以及戏院等娱乐形式的高度融合。

20世纪40年代杭州吴山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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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以杭州为最佳,似乎是杭州人的共识。为什么呢?1935年出版的张光钊 《杭州市指南》如此介绍杭州茶馆:“盖西湖之水,清且洁,龙井之茶,香且郁。每于公余星佳,遨游之余,登楼一望,香茗一壶,亦足以畅舒幽情。”

那么,杭州众多的茶馆,特色何在?其独特之魅力何在?概而言之,是茶馆与杭州与生俱来的秀丽风光的高度融合。《杭州市指南》如此记述:

“茶馆之营业较发达者,有湖滨路之西园,凭栏一眺,西湖全景在目。抱湖诸山,岗峦起伏,历历可数;尤于微雨蒙蒙之际,六桥烟柳,隐约可寻,赏鉴雨湖之胜处也。延龄路之湖山喜雨台,内设榻椅,可静静细谈,又有棋桌弹台,可弈棋打弹,雅玩也。仁和路之雅园与一乐天,内设雅座,为一般商客集谈之处。吴山路之龙泉茶店,多系水木工头会集之所。三廊庙之观海楼,临江而建,可远望大海,近观怒涛,每至秋潮时节,万人争睹为快。此时售茶,不以壶计价,以卖座为标准,每位约一元或一元以上者。其余价目如西园,湖山喜雨台,雅园,一乐天,龙泉等,概以壶计,每壶大约小洋一角,红绿任意。或有杭产白菊,亦颇清香适口。此外在西湖风景区域内,有数处名胜地点,亦兼售香茗,如西湖中山公园,西泠印社,玉泉,三潭印月,平湖秋月,孤山,虎跑,暨各大庄子等,惟不用壶,每人一碗,无一定价目,随意赏给。”

钟毓龙在其《说杭州》一书中,如此描述民国时期杭州茶馆的魅力所在:“城站初建时,附近成为闹市。有迎宾茶楼,于楼上饮茶,可观看火车之来往,于当时亦为新鲜事。吴山茶室在城隍山,面对钱江,于此饮茶,可凭高眺远,豁人心目。”显示了近代新商业与杭州自然风光构成的杭州茶馆的双重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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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杭州茶馆一般在春季香汛期间生意最为忙碌,这一季营业收入占到全年40%,而冬季因商业较为冷淡,茶馆营业额也随之下降。杭州用自来水的茶馆较少,因为成本太高,所以大多数茶馆还是雇人挑取井水泡茶,燃料为购自本市的煤,以节约成本支出。茶馆等级按照座位数来区分,甲等茶馆座位数在40桌以上,如雅园、西园、喜雨台、乐园、一乐天、第一楼、醒狮台等,往下30桌以上为乙等,20桌以上为丙等,10桌以上为丁等。小规模之茶馆往往有卷烟、点心出售,以及提供理发服务,以吸引底层茶客。

关于杭州茶馆起源于何时,据民国《杭州府志》记载,“杭州先年有酒馆而无茶坊”,杭州开始有专门的茶馆是在明代嘉靖二十一年(1542),有一个姓李的人开了第一家茶馆,居然出现了饮客云集的景象,获利十分丰厚。然后大家竞相效仿,茶馆于是越开越多。而到了1931年,据杭州市政府所作的调查,杭州市有大小茶馆550家,连小茶馆都有说书人,于是各茶馆“每日上灯以后,座为之满,常有挤立门外窃听者,说者风趣横生,听者津津忘倦”。所以,特别是小茶馆,成为杭州“贫苦市民大好消闲取乐之地”。

据1928年市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计算,杭州市当年有茶馆600余家,按照当时杭州市总人数50万计算,相当于约800人就拥有一家茶馆。据笔者的研究,杭州市1927-1937年是商业不断衰落的10年,但是1931年杭州市依然有茶馆550家,几近杭州市商店总数的15%而占据第二,远超同时期的菜馆、饭店数量,充分体现了杭州茶叶在商业中的重要地位。根据吕春生《杭州老字号》一书中统计,1933年杭州市内有“大小茶馆550家,规模宏大者有新市场的雅园、西园、乐园、一乐天,城站的第一楼、醒狮台、品芳楼,湖墅的曲江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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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力量撑起了如此众多茶馆?是为数众多的杭州本地茶客,茶馆就是他们实现其悠闲消费观的理想场所。

杭州茶馆有多种层次,消费价格按照装潢精雅不同而异,以迎合不同消费能力的杭州人。1932年,《新闻报》茶话专栏,描绘了“乐园”“湖山喜雨台”以及“西园”三家比较精致的杭州茶馆情况。第一家为乐园,地点在仁和路,此家茶馆离杭州知名的新式游乐场娱园游艺场最近,建筑很紧凑,位置也很不错,茶馆里设有独立聊天处,分间装置,室小而精,正是素心人喁喁情话的好所在。第二家为湖山喜雨台,1914年浙江嵊县人裘子才所开,名字来自苏东坡《喜雨亭记》,在延龄路中段新市场最热闹的地方,大门正对浙江大舞合,车水马龙,熙来攘往,所以茶客非常多,茶馆气象轩敞,设有雅座,所以常有老茶客在这里下棋,以消磨大好光阴。

据2013年12月23日《杭州日报》对一位孙义章老人采访回忆,喜雨台茶馆面积很大——二楼整层几百平方米的营业面积,最里头的小舞台上,说书人和唱京戏的进行着表演,另一头的棋迷一点不觉受到干扰。茶馆除了下围棋,下象棋的人也有,稍少一些,每天在下围棋的总有五六十号人,碰上休息天,或者有什么棋界大人物造访,下棋或看棋的人更多。第三家为西园,面临西子湖,山色湖光,尽收眼底,确是杭州啜茗唯一胜地,西园茶馆楼高三层,其中第二层茶座最精致,凭栏闲眺,真有锦绣湖山,观之不尽的概况。该园所制的油包,手段独到,酸甜都好,很为茶客所喜爱。带卖酒菜,味道很不错,所以到西园喝茶的茶客,往往“先茶后酒,吃得醉醺醺,合着‘东园载酒西园醉’的一句古诗了”。

郁达夫在1927年6月7日日记记载:“因为午前阴雨,所以映霞不愿意出去,在房里蛰居了半日。午后王母(映霞母)上亲串家去回拜去了,与她约好在西湖西园茶楼会齐,去游西湖。二点钟左右,我和映霞去西园,天已放晴了。在西园稍坐了一忽,王母来了,就和她一同坐船去西泠印社,吃茶一直吃到五点多钟才回来。”6月19日,郁达夫又与王映霞一起西园喝茶,“午后稍睡,有留学时同学陈某来访,三点多钟,就和映霞及客出游,乘汽车到梵村,看一路风景。在梵村遇了雨,向一家茅亭里沽酒饮少许,就又坐了汽车回湖滨。上西园三楼吃茶,到夜才回来”。

郁达夫等上层文人为何独爱西园这样的茶楼呢?上文已有交代,西园位置佳,处于湖滨路上,远眺风光极佳,以杭州政府机关人员及殷实人家茶客居多。而实际上,像西园这样有品质的茶楼,风光好是吸引上层人士的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服务也好。民国时期,像西园、喜雨台和雅园,并称为“旗下三杯茶”,服务水平一流。每当有茶客进门,茶楼服务人员便递上热乎乎的毛巾给客人擦脸,继而探询客人喜欢喝哪种茶品,红茶、绿茶均齐备。这些茶馆的茶碗也很讲究,往往是带有细瓷金边彩绘,并且附带茶托的茶碗。无论茶客饮茶时间长短,茶房均热情频频续水,热毛巾也是按时送上。

精致的茶馆适合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悠闲杭州人,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杭州人,也喜欢到茶馆打发悠闲的时光,他们光顾的是那些较为简陋的茶馆。1937年,《浙江青年(杭州)》杂志描绘了杭州一家在低配置茶馆里消费的茶客情形:“在一条素成为冷街静巷的胡同内,其中一爿店,房屋较宽大,放着念数张木桌和许多的条凳。里面有大的铜壶,及许多大嘴磁壶,和粗陋的杯子,而且房屋污旧不堪。可是来客很多,其中除下等的苦力老者外,也有衣冠整齐的青年集在茶馆内赌钱,或者听听那说书先生所讲的什么摩登化、趣味化的故事,及各种富有情意、诱动人心的小调,就此闲散一日。”由此可见,无论是上层的精英人士,还是底层的普罗大众,“闲散一日”是杭州人到茶馆消费的共同诉求。

进一步而言,茶馆分三六九等,适合杭州三六九等的市民消费,与此同时,茶馆也是实现茶客特定需求的公共场所,消闲者自有消闲的话题与姿态,买卖者有买卖者约定俗成的喝茶与洽谈方式。

根据1931年杭州市政府的调查,杭州主要茶馆有其各自特色,不同阶层茶客自会找寻各自阶层的茶馆聚集。湖滨路之西园,以各机关人员、本城殷实人家居多;延龄路之湖山喜雨台,以商人、印刷工人以及房屋经纪人为多;雅园、乐园以商工两界及包头为多;新水漾桥之连升阁、武林园,以印刷工人、房屋经纪人为多;六克巷之松声阁,城隍山上之四景园,望仙桥之三贤居,迎紫路之志成,以玩鸟雀者居多,每日上午八点以前,下午两点以后,即个手携一个鸟笼,纷纷然然一起来了,所谓人语嘈杂,鸟声啁啾;清河坊之大观楼,以赋闲之武人政客居多;堂子巷之余庆楼、珠玉公所,以珠玉古董商为多,每日早七点以前,即开始集中在这里,各持其货互相评价,有珠玉古董喜好者,就喜欢杂坐其间,看着价格合适就出手购买;东街之招宝居,丰乐桥之醒民园,弼教坊之云仙居,以牵经结头工人为多,每日清晨,聚集在此,等候工头分配工作;菜市桥之鸣鹤楼、华兴园,仓桥街之复兴园,清远桥之源盛楼,以锡箔机料工人为多,因锡箔作与机料均在下城一带。

05

茶文化在杭州既然如此发达,则茶馆自然也非局限于固定之茶楼。杭州人无处不饮茶!杭州茶楼不仅在风光秀丽处,在商业繁华处,在居民集中处,也在西湖游船上。西湖游船往往就是一个移动的小茶馆。民国时期,西湖上有一种游船叫手划船,执此业者大多为青年妇女,俗称 “船娘”。这些手划游船大多配有简洁的陈设,船中间一般配有两张长椅子,再置以一张小圆桌,桌上一只茶盘,茶盘中一壶四碗。游客上船,船娘便盛情沏上一壶茶,随即欸乃一声,游船离岸而去,划向西湖深处。一叶小舟,一碗香茶,既满足了杭州人游湖观景之所需,也一并满足了喝茶之渴思,可谓一举两得,情景交融。

到了20世纪40年代,根据《申报》记者黄行天的观察,杭州茶馆更形密集。黄行天在 《淡装的西子之夏》报道里说,就算是一些通往寺庙的林荫道上,沿着细流的山溪,也设有茶座。这些茶座环境非常安静,可以一边聆听山溪潺潺,树上鸣蝉悠悠吟唱,杭州人迎着微凉的山风,饮着甘甜清洌的龙井。但通常而言,杭州人喝茶的地方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的茶馆,这种茶馆比较随意,可以不拘细节,街上多得是。另外一种或在山上,或分布在那些景色优美,沿湖的别庄和夜花园里,比较“高尚”一些。杭州人不像上海人那样忙乱,他们往往先睡个午觉,起来后随便抹个脸,就拖着鞋子,优哉游哉上茶馆喝茶去了,“只要一壶在手,天南地北,苍蝇宇宙,便无所不谈。对政府的物议,也都汇集于此。我觉得政府要采搜民意,新闻记者要采访地方新闻,这里便是最好的处所,他们可以供给你许多材料,任你发掘”。可见,此时杭州人的茶馆消费,一则依然表现出其独有的悠闲之特色,二则茶馆似乎已经成为杭州本地的公共與论场,俨然成为社会热点新闻的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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