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学术史其实无所谓“另一种”，只不过因为不同的亲历者，往往会出现一些回忆性的偏差或矛盾。因此，“谁来述史”成为学术史导向和取向的关键，而原始第一手资料和记录的价值显得尤为重要。以口述或笔记的内容所呈现的“学术史”，本质上都是对过去记忆的“编撰”，取舍和侧重因人而异，本次青年学术沙龙旨在借《我们这样发现良渚——良渚考古口述史》新书发布的机会，组织一场“所史、学术史的回顾”，邀请几位曾经奋斗在浙江考古不同领域的前辈学者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和学术人生，填补上我们青年考古人没有亲历过的那些年代的空白、思想的缺环。

2023年8月14日下午14点，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年考古沙龙系列活动——“另一种学术史”在图书资料室一楼举办。

此次沙龙由中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总支部委员会、共青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支部委员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会委员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年人之家”承办。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党总支书记（副所长）李晖、副所长郑嘉励、专职副书记罗汝鹏参加活动，同时邀请到王海明、陈元甫、胡继根、沈岳明、王宁远五位嘉宾，与所内的青年考古工作者共聚一堂，回首往昔，自由对话。

活动伊始，王宁远老师向大家介绍了最新图书《我们这样发现良渚——良渚考古口述史》的缘起和经过。随后，王海明、陈元甫、胡继根、沈岳明几位先生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和学术思考，分别与青年考古人进行交流。

一、王宁远：良渚口述史的幕后故事

写一本有关良渚口述史的书是长久以来的想法，但是从动笔到成书却经历了很长时间。1999年，我在假山路的资料室看到当年第三期《农业考古》上牟永抗老师《关于良渚、马家浜考古的若干回忆》的文章，上面的很多铅笔批注引起了我的注意。由于当时这些事件的亲历者只有王明达老师，便马上推测是王明达老师注的。

随即感慨道，才过了十几二十年，不同人对于同一事件的诸多细节就产生了不同的说法。考古工作能留存下来的多为学术类的简报、报告，而当时发掘者的主观思考很少能被生动地记录下来，容易使得未亲历者对于一些历史事件的认识变得平面化。这件事让我觉得把工作中的所思所想和过程记录下来非常必要，这些都是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0年以后，长期在良渚从事考古工作。我曾经想让考古队员回到遗址现场，回忆当年的发掘情况。但人员难以凑齐，遂改为对当时的领队或执行领队挨个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并交由本人修改，对这些“原汁原味”的口述史材料作了极小的改动，并添加了少量注释。因此，在最初版本的良渚口述史中，口语化程度比较高、文风各异，为了方便阅读，后来删改了口头语。

口述史有很多，但大多是基于个人经历，能够集中到良渚这种延续时间长的重要遗址的口述史还是个特例。比较意外的是，口述史出版后很多同行都给予了正面的评价。能让同行喜欢，能让青年考古人了解所里重要的考古项目，还是很欣慰的。未来期待能看到上山、河姆渡等浙江重要遗址的口述史。

二、王海明（史前考古）：考古工作折磨人，考古工作更锻炼人

很高兴能和各位年轻同事交流。可以说，能加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大家庭，我们大家都是幸运儿。我们这代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受益者，现在新进所的同事得益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

我1982年从厦门大学毕业，来到考古所工作。主要从事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发掘过临安城、衢州观音洞、上方葱洞、杭甬高速公路、名山后、鲻山、好川墓地、曹湾山、小黄山等遗址。1986年，从国家文物局第三届领队培训班结业。2000年竞岗成为考古二室副主任、主任，2005年成为副所长，主要工作是协助所长做好基本建设考古经费落实，问题协调等。工作中能将考古工作、文物保护置于全社会发展大格局，找准定位服务大局。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个被认为是一级风险工作岗位上工作15年，能够守住底线，厅局没有收到过一封针对我的举报信。

当然，从事考古工作四十年，也遇到过形形色色的问题，辛酸苦辣各种滋味都尝过。考古工作的特殊性太多，一定要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每天都期盼有新的发现与收获，也随时会面对突发事件，但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后的欣喜也是难以言表的。考古工作折磨人，考古工作更锻炼人。

三、陈元甫（商周考古）：新发现修正认知

我退休已经十三个年头，今天是第一次参与沙龙，感谢有这样一个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机会。今天主要想讲讲自己从事商周考古的感想。我是1977年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28岁参加工作，2011年退休，工龄34年。工作之后，除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从史前到明清的遗址、墓葬、窑址都发掘过。全面接触各项工作，对自己的日后的研究、认知极有好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所内业务人员渐渐多起来后，大家各有分工，我开始侧重于做商周考古。

近些年来，浙江商周考古发现连连、喜事不断，不断有新突破，不断更新和修正大家的认知。

第一，衢州姑蔑国土墩墓群的发现。从前地方文物考古单位虽然在衢州地区开展过一些工作，但是文献的零星记载和少量的线索无法让提升我们对姑蔑国的认识。土墩墓群的发现，为大家增添了新的学术课题。

第二，近年来云和地区的重要发现。我在工地上看到了土墩墓中出土的原始瓷、印纹硬陶。那么，这批材料的是什么性质？我一直在考虑。多处商周时期的土墩墓被发现，填补丽水地区的学术空白。在原先认知中，温州、台州、丽水地区没有土墩墓，现在看来，是工作不充分所致。

第三，在绍兴大湖头遗址的一个灰坑里发现了成套原始瓷乐器。原先认为仿铜器的乐器是明器、随葬品，不是实用器，这是第一次在灰坑中出土。希望大家进一步思考，灰坑中出土的原始瓷乐器是怎样的性质，是否具有实用器的可能？

第四，安吉八亩墩大墓的发掘，对埋葬制度的研究有很大启发，修正了原有认识。安吉八亩墩大墓及周边陪葬墓在1987年的文物普查时就已经确认，但其年代一直被认为是战国时期。2002年，与田正标对古城遗址进行调查和试掘，对西城墙做了解剖，发现最下文化层为战国时期。2004年，在古城西北方的M141，被盗掘得十分严重，经发掘后发现年代为战国时期。八亩墩附近大墓都是战国时期的，因此推测八亩墩也为战国时期。八亩墩从发掘结果来看，应该属于春秋晚期偏早阶段，性质为皇陵（若为原先判断的战国，则不会是皇陵，因为战国时期的越王陵和王城都在绍兴）。

绍兴王城为允常建立，之前在何处并不清楚，目前来看，这一带很可能是先前的王城。若判断成立，则十分重要，为越国不同时期统治中心的变迁提供了新的资料。古城中现在也发现了春秋晚期的遗存，与八亩墩对应，原先试掘时早期地层很有可能被扰动过。这些认识上的提升，也提升了安吉古城的历史价值和地位。原先以为器物坑只在战国大墓中有，春秋时期没有。

八亩墩大墓的器物坑，按之前的经验找，一直找不到，后来是无意中发现，狭长状，十分特殊，为首次发现，先前发现的器物坑都为长方形。另外，原先发现的器物坑都在墓葬方向左侧（战国），而八亩墩（春秋）的在墓葬方向右侧，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认识和启发。现在反思以前的工作，有些遗憾，如东阳前山土墩墓，当时外部没有去做系统工作，若有机会，还要再去做工作。

四、胡继根（汉六朝考古）：吃苦、敬业，不当遥控领队

三年前春节晚饭后，方所让我写工作经历，但一直没有做。因为我以往工作没有特别重要的发现，感觉没什么亮点。我是没有上过大学的，初中二年级就去剧团工作，1972年调到省博做讲解员，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博物馆的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一开始，在馆里看到有老师（朱伯谦）给讲解员写讲解词，觉得很有意思。我当时没上过地理、物理、化学等课程，上的多的是毛泽东思想课，对历史研究基本是没有概念的。后来看到一些老师背着帆布包，问他们是干嘛的，说是干考古的，把古代的东西挖出来，感觉很新奇，就经常跟着学习。后来，我陆续参与了河姆渡、龙泉窑的发掘工作。从1983年开始，我独立承担一些小型的发掘项目。当时考古所的业务人员较少，哪里需要就去哪里，边做边学。到了80年代以后，主要从事汉六朝墓葬考古工作。

现在来看，浙江汉六朝墓葬考古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50年代牟永抗、朱伯谦等前辈为配合基本建设，发掘了大量的汉六朝墓葬，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55年宁波火车站和绍兴漓渚的发掘工作。牟永抗对宁波火车站发掘出的100多座两汉时期的墓葬材料做了整理，报告的初稿已经完成，但是最终没有发表。因为唐代的纪年墓中，发现的所有随葬品都是汉代的，牟老师一直想不通，所以当时就搁置下来，对汉六朝墓葬的分期研究也耽搁了。一直到80年代，全国第一次考古学会会议，姚仲源老师写了《浙江汉、六朝古墓概述》，便有了大致分期。七十年代，考古处于停滞，只有少量零星发掘。

第二阶段是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建设大量出现，发掘项目逐渐增多。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王海明等）被招聘入所，野外发掘人员增多，发掘工作的水平和质量也有提高。在之前的工作中，牟永抗基本确立了墓葬形制可分为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种类型。从80年代到2000年，我们发掘的视野更加开阔。1983年我和王海明在萧山电扇厂工地，发现18号墓墓葬四边土与墓坑填土不一样，当时称作熟土二层台。当时思考，为什么二层台要用熟土做？另外，我们注意到19号墓左右两边的填土不一样，当时推测为两个墓，但是对这两个墓的早晚关系并不清楚。

1986年，配合浙大邵逸夫科技馆建设的考古发掘项目开展，这些问题才得以解决。当时采用在墓里面留隔梁的方法，来解决熟土二层台的性质问题。由于怀疑和葬具有关，在填土里留了小隔梁，从剖面来看是否有葬具，后来确定了不是熟土二层台，而是葬具外围的填土。葬具外侧填土比较狭窄，另外可能经过夯打相对坚硬。同时，又确立了新的墓葬类型——异穴合葬墓。1987年，我和沈岳明、王海明等人在湖州杨家埠发掘了十五个土墩，基本为两汉时期的墓葬，当时认为这些墓葬受到先秦时期土墩墓的影响，并解决了在熟土里寻找土坑墓的方法。

第三阶段是2000年以后，在安吉、长兴发现了大量汉代的土墩墓，为了与先秦时期的土墩墓区分开，据此提出“汉代土墩墓”。现在来看，这种命名是否合适？这仍然值得思考。

我觉得浙江一直没有发现过特别高等级的汉代墓葬，墓里面出的东西也较为重复化，研究上也较为滞后，怎样提高浙江汉代考古的研究水平？汉代考古的学术增长点应该留给在座的各位来思考。这些土墩墓的族属应该属于越族，山东临沂发现的同类墓葬局限在一个小区域，随葬品和浙江的几乎一样，这些与族群是有关的。我们在族群迁徙和对外影响上，应该继续做工作，包括研究汉代土墩墓与韩国、日本坟丘墓之间的关系。报告出版延后的原因很多，材料亮点不多，其他工作繁多，整理时间、空间上不能满足需求。考古需要长期立足野外，提高野外基本功。年轻人需要吃苦和敬业，不当遥控领队。

五、沈岳明（瓷窑址考古）：亲历全过程，学术重点串联工作思路

我1982年进入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学习。大四上学期在广州实习，当时朱非素老师想把我留在广东，但是我执意想回浙江，她便帮我写了推荐信。假期后，我去环城西路22号找任世龙老师，随后找到刘军副所长。了解到，当时所里编制40个，有20个编制马上下来。1986年，我成为所里第41个员工，被分配到第四研究室。

陶瓷考古相关的发掘工作不多，配合基建项目较少，主要跟着任世龙老师在德清做瓷窑址考古调查，一起参与工作的还有蒋乐平、孟国平等同事。随后，我陆续参加了瑶山、荷叶地、庙前等史前遗址的发掘。后来芮国耀、杨楠读研究生去了，我协助牟永抗老师工作，一直到1989年。牟永抗老师希望我去第二研究室，怕任世龙老师伤心，就没过去。1989年，慈溪人民政府要加高上林湖（1979年从余姚划到慈溪，1988年评为第三批国宝单位）水库大坝，国家文物局不同意，希望能够组织专业队伍，进入上林湖进行调查，提出保护意见。

1990年开始， 跟随任世龙老师在慈溪地区进行系统的瓷窑址调查，一起参与工作的还有黄斌、郑建华等同事。在上林湖地区测绘了详细的地形图，把所有的窑址都标在上面，包括大致的走向和长度。从1993-1995年发掘荷花芯遗址，在之前越窑的核心烧造区从来没有做过系统的发掘工作。出土器物很大一部分是茶具，地层中有明确的纪年材料，年代可明确到晚唐时期。1997年，日本学者希望和我所开展越窑联合考古，日方研究队伍强大，我方邀请毛昭晰老师担任中方的名誉队长。拟选寺龙口窑址，因其年代延续时间较长，从唐代到南宋，对越窑发展演变序列的研究很有价值。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合作并未开展。后来，李伯谦老师希望北京大学的师生参与越窑的发掘和研究。

1998年，我所与北大合作发掘寺龙口窑址，获得了巨大收获，建立在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基本搞清了越窑核心区分期的问题，到目前为止都证明是准确的，并且找到了高宗皇帝南渡后用的第一批宫廷瓷器。整个考古发掘过程规范，考古记录非常详细。1999年，寺龙口窑址被评为“96-98年度田野考古奖”二等奖，也是我所第一次获得田野考古奖项。这是我学术生涯起步时最重要的事情。2002年，开始从事龙泉窑的发掘和研究工作。2006年，发掘风洞岩窑址，发现大量明代宫廷用瓷，说明明代早期也有制作精美的瓷器，器型很大，有“洪武”“永乐”的纪年款，修正了之前认为这类瓷器年代为元朝的错误观点。同年，郑建明博士毕业，开始加入陶瓷考古的发掘与研究工作中。2007年，发掘火烧山遗址，推荐郑建明作为领队，做原始瓷研究。

2009年，对商代的南山窑址作了详细的调查和发掘，研究发现存在纯烧原始瓷的情况，烧造存在分工，不同器物不合烧，在陶瓷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2013年，发掘上虞金山窑址，年代从汉代到三国再到西晋，不同时期的窑炉、窑具、产品都有不同，被评为“2014年全国考古十大创新项目”。同时开展上虞地区的调查和勘探，在此基础上发现了150座东汉的窑址。后来，做一些补充性发掘，重点发掘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成功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瓷窑址考古很多都是主动性的，在学术目的带动下开展工作。

在交流互动环节，青年考古人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与几位嘉宾进行了交流探讨。方向明所长认为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离不开考古人，口述史是考古史料的一部分。良渚口述史讲得非常全面，使我们能够看到有关良渚考古工作的很多细节。通过今天的活动，希望大家了解浙江考古的口述史，在田野工作过程中一定要做好记录。郑嘉励副所长鼓励青年人做好考古工作，除了掌握过硬的田野发掘技能，还要敢想敢做，树立“以我为主”的学术意识。李晖书记则寄语年轻人“立足田野，仰望星空，多思、多想、多行”。

“所史学风、青年传承”，传承的意义在于知来路、鉴未来。从田野出发，我们每个青年人都将成为学术史的一部分，但如何提炼学术思想，才是总结学术史的旨归，愿浙江青年考古人都能挖掘到这笔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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