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活动与文化活动密不可分，尤其是奢侈品消费，文化活动是商业活动的前提。没有文化憧憬与价值观认同就没有奢侈品消费，茶就是最典型的事例之一。历史上日本对于中国茶文化的导入虽然一波三折，但是持续不断，这也决定了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茶文化两千余年的纵向传播（中国国内）和一千多年的横向传播（这里主要指对日本），大前提就是不断创造新产品、新文化。向日本的茶文化传播无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项目，而经历了千年的传播到今天，积淀的文化遗产不仅丰富了今天的茶文化生活，对于重新审视历史上的文化以及新文化的创造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茶文化的诞生与饼茶——末茶的传播

茶文化作为生活文化，其产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无法验证。顾炎武提出了“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的著名推论，而从史料来看，到了魏晋南北朝，才真正形成了中国茶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代（220—598）所对应的主要是日本古坟时代（250—592），日本逐渐建立起统一政权，对于中国虽然从朝贡册封走向脱离，但是输入中国政治、文化及其制度仍然是发展的基本模式，通过朝鲜半岛中转输入中国文化也是主要途径，不过自身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消费奢侈品的程度。茶文化主要通过陆路向北方各游牧民族传播，北魏宫廷宴会上的茶就是传播成果之一。

飞鸟（592—710）、奈良（710—794）和平安时代前期（794—929）的日本开始国家层面有组织地全面输入隋唐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制度，派遣了遣隋使、遣唐使，还有大量留学生、学问僧随行。茶文化的传播搭上了遣唐使的末班船。

陆羽撰写《茶经》，中国茶文化在唐代得到首次系统总结，缔造了中国古典茶文化体系。陆羽详实记载生产工具具有规范茶叶加工技术的意义，对于提高并稳定唐代制茶技术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陆羽还制定、推广新型清饮的饮茶法，同样通过确立基于科学合理、艺术审美原则的饮茶器具，在规范饮茶程式的同时，也使得广大消费者有基本的规则可以遵循，对于饮茶的推广也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陆羽的努力不仅仅在技术上，在文化上，陆羽通过历史总结，明确了饮茶的文化消费——奢侈品消费性质，不仅为饮茶提供产品及其消费方法支持，还提供了饮茶动机的心理支持，极大地鼓励了茶叶消费，带动了更多的消费者积极参与饮茶。于是乎产生了“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的美誉。

▲陆羽《茶经》

虽然缺乏确凿的茶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史料，但是日本正史记载了弘仁六年（815）四月二十二日嵯峨天皇巡幸滋贺时，“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日本茶道界称弘仁年间（810—824）形成的茶文化为“弘仁茶风”，出现了不少饮茶的文献记载，其中惟氏的《和出云巨太守茶歌》比较具体地描绘了饮茶：

山中茗，

早春枝，

萌芽采撷为茶时。

山旁老囗爱为宝，

独对金炉炙令燥。

空林下，

清流水，

纱巾漉仍银枪子，

兽炭须臾炎气盛。

盆浮沸，

浪花起，

巩县垸，

商家盘。

吴盐和味味更美，

物性由来是幽洁。

深岩石髓不胜此，

煎罢余香处处熏。

饮之无事卧白云，

应知仙气日氛氲。

不仅春茶采摘、烤炙干燥、水的过滤、盐的投放等茶叶加工与饮用方法无不与《茶经》吻合，而且使用的器具也是中国制，甚至连意境都是中国的，白云、仙气的表述则可以在刘禹锡的诗中找到异曲同工的感觉。虽然模仿中国惟妙惟肖，但是，之后的三百多年里只有零星的饮茶史料，就是说，平安时代前期引进的唐代茶文化最终没有在日本社会站住脚。

末茶的发展与散茶的传播

其实制茶技术一直在发展，研膏茶是陆羽时代就已经崛起的饼茶品种，代表了唐代饼茶的最高制作水平，阳羡紫笋茶是最著名的研膏茶。“五代（709—960）之季，建属南唐，岁率诸县民采茶北苑，造研膏，继造腊面。”腊面茶应称蜡面茶，加工技术精益求精，一时成为朝廷专供茶，继研膏茶代表茶叶的最高制作水平。宋代（北宋960—1125年，南宋1127—1279年）制茶技术一方面像蜡茶那样向复杂化发展，面对特殊需要，打造标志性产品，宋徽宗时代达到顶峰，新产品的开发令人目不暇接；另一方面也面对市场，朝生产高效、口味自然、饮用方便的方向发展，散茶由此得到长足的发展，达到与蜡茶相抗衡的程度，所谓“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当然，更多地沿承唐代饼茶的茶叶品种的片茶同样存在，于是宋代茶叶形成了蜡茶——建茶、草茶——片茶——江茶、草茶——散茶——江茶三大种类并驾齐驱的局面。

中国的五代、北宋在日本大约就是平安时代中后期（930—1184），进入南宋时代不久日本诞生了第一个武士政权，进入镰仓时代（1185—1333），自弘仁茶风之后陷入沉寂的日本茶文化也迎来了新的发展。

日本禅宗的开山祖师荣西（1141—1215）在仁安三年（1168）四月三日首次入宋，九月回国。文治三年（1187）再次入宋，登天台山，拜万年寺虚庵怀敝为师，得临济宗单传心印，1191年回国。1211年，71岁的荣西撰写了《吃茶养生记》，建保二年（1214）一月重修，二月就献给了将军。这时距离弘仁茶风近400年。

▲荣西

从本质上看，《吃茶养生记》是一部佛教医学著作，但是书中大量引用了中国茶的文献，并且记载了制茶和饮茶方法，因此被茶文化界视为日本的第一部茶书。

见宋朝焙茶样，朝采，即蒸、即焙之。懈倦怠慢之者，不可为事也。焙棚敷纸，纸不焦许诱火入，工夫而焙之。不缓不急，终夜不眠，夜内焙上。盛好瓶，以竹叶坚闭，则经年岁而不损矣。欲采时，人夫并食物炭薪，巨多割置，而后采之而已。

尽管记载宋代茶叶的文献不少，但是都针对最具代表性的蜡茶，而这是至今所知最早的散茶史料。因为今天日本抹茶就是散茶系统的技术，《吃茶养生记》就被视为日本茶之发端。蜡茶生产工艺复杂、成本高，而散茶是工艺最简单的茶叶种类。何况荣西在浙江留学，浙江以草茶——江茶的生产著称，绍兴的日铸茶还曾经名列散茶之首。所以，荣西把最熟悉也是最单纯的浙江茶叶加工技术带回日本顺理成章。

芽茶的崛起与末茶文化的日本化

元代（1271—1368）茶文化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末茶没落，通过煎煮或沏泡饮用的蒸青绿茶——茗茶（日本称煎茶）成为消费市场的主角。唐宋茶叶技术的变化都是在末茶框架内的改革，而这次元代的变化却是革命性的，因为走出了末茶系统，开创了芽茶的新世界。但是加工技术的传承性还是很强，这次技术革命的特点不是增加新内容，而是缩减旧程序，由此诞生了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优、而且消费方便的新品种，满足了伴随着经济、文化发展而日益扩大的市场需要。元代蜡茶——建茶重新成为朝廷专用茶，更主要的是文化标志，于是生产规模相应缩小，高制作成本与过多的技术干预加工出来的蜡茶使得消费者既在经济上无法承担也在口味上不接受其价值。与末茶相比，茗茶不仅加工工艺简单，饮用方法也同样简便。

作为从末茶向芽茶过渡的时期，元代的茶叶种类最丰富。等到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停止蜡茶的进贡，也就等于为蜡茶的历史画上了句号。而末茶也在明代（1368—1644）结束了在中国的发展，同时没落的还有蒸青绿茶，以炒青技术为特征的现代茶叶及其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在明代末年完全取代了内地市场的蒸青茶，蒸青技术仅仅在一些边销茶的紧压茶里使用，唐宋末茶的团饼茶的紧压技术也因此转移到了芽茶的紧压茶上面来了。

相当于中国元代的镰仓中后期的日本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消费水平提高，进口中国工艺美术品的数量日渐增加，开始形成唐物的文化。确实如荣西所期待的，饮茶向武士与僧侣阶层渗透，《佛日庵公物目录》记载了实际掌握镰仓幕府权力的北条家的菩提所、镰仓圆觉寺塔头佛日庵的物品目录，包括了从诸祖顶相到绘画、墨迹、佛具、茶具等唐物，以及把各种藏品赠送给将军、大名等上层武士的记录。武士们也举办各种大规模的豪华茶会。这些茶会都要依赖唐物，其中频繁出现的建盏非常引人注目。

日本进入室町时代不久，中国也改朝换代进入明朝，但是日本还是在宋元茶文化的轨道上惯性式发展，并且硕果累累。宋元的散茶——末茶系统的日本名茶诞生了，以荣西为号召的栂尾茶名列第一。在饮茶方面，作为宴会的一个环节，形成了书院茶，而茶礼成为武士阶层最高的待客礼仪。以往的饮茶是在其他房间点茶，然后端到客厅来。这时把点茶过程也作为茶礼的组成部分，让将军观看。茶礼在书院里举行，铺榻榻米的书院外缘是铺木板的通路，上面设置了一张榻榻米面积的空间安放台子点茶，坐在抬高的榻榻米上的将军近距离观看在这里展开的点茶程式，一切都是一览无余，于是即便对于举手投足也有审美要求，今天日本茶道的规范性就酝酿于此。

饮茶的目的、使用的道具、饮用的末茶都与中国无异，但是环境空间变了，使用方法根据日本的需要进行了变通，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变化，茶文化的日本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举行茶礼的书院里还有室内装潢，用建盏装点也是其中的一项要求，这也为理解今天建盏精品都保存在日本提供了线索。当然，日本并不局限于进口建盏茶碗，青瓷同样备受青睐。唐物范围之广、数量之大非常惊人，在古代是饮茶生活的支柱，在现代是日本博物馆古代文物的主体。

室町时代武士对于茶礼的应用不同于镰仓时代的僧侣，寺院的空间是中国式空间，寺院茶礼的变化余地很小。而武士茶礼在日本式空间（虽然也受中国影响）展开，由此引发了各种变化，增加了日本元素。由此孕育、推动了茶文化的日本化，接下来的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虽然短暂，因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把茶道与政道捆绑在一起，茶道成为上层武士的政治工具，再有千利休等人的技术性维护，日本茶文化——茶道地位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反过来也极大地促进了茶文化的日本化，首先就是茶道的发展。

芽茶的日本化

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8），日本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以战争为业的武士转身变成了国家行政人员，茶道的政治意义被取缔，转而成为和平环境下武士的教养，茶道人口范围也扩大到了中下级武士。虽然没有政治地位，但是经济地位不亚于武士的商人也在努力加入了茶道人口的行列。为了满足日益扩大的消费需要，日本国产茶具迅速崛起。

在严格的士农工商等级社会里，末茶——茶道原则上为士——武士所垄断，茶道是修养，抹茶不是日常饮料。但是和平环境下的日本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水平也得以提升，开始形成文人阶层，手工业者、商人（也包括下层武士）在努力跻身末茶——茶道世界的同时，也在寻找新的项目寄托自己的梦想。于是，以元明时代流行的蒸青绿茶为依托，以中国文人风流相标榜，18世纪形成煎茶——煎茶道的文化体系。1756年，日本第一部煎茶道专著《青湾茶话》出版，以煎茶为中心的记载引自中国文献，加上自己的感受为评语。作者大枝流芳具体生卒年代不详，也反映了社会地位有限。末茶——茶道因为成为游艺而堕落，也受到内部有志之士的批评，煎茶道因此得到更加广泛的支持。同时，煎茶作为日常饮料具有跨阶层的特征，填补了日本饮料世界的一个空白。

1794年，文人煎茶的集大成之作、上田秋成著《清风琐言》刊行。书中批判了抹茶——茶道，试图从煎茶——煎茶道中发现茶之真谛。否定俗世的茶，以煎茶的“清”为理想。作为煎茶家的上田秋成的身份非常具有代表性。他生于大阪曾根崎，是妓女的私生子，4岁过继给堂岛的纸油屋嶋屋上田茂助，虽然富裕，但社会地位有限。上田秋成多才多艺，作为风流时尚的大都会市民，自然与木村蒹葭堂、竹濑栲亭等形成一个文人社交圈。根据自己的兴趣，让清水的陶工六兵卫等为他制作茶器。《清风琐言》的刊行，洛阳纸贵，他的文学才能对于煎茶道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尊为煎茶中兴之祖。

由于日本社会的成熟发展，引进中国茶文化的速度显著加快，明末开始成为主流加工技术的炒青技艺在清朝中期的18世纪末已经传到了日本。《清风琐言》说：“茶有蒸焙之制，有铛炒、日晒之制。焙茶是上品，炒茶其次，日晒下品。宇治、信乐专蒸焙，其他地方的茶多种多样，但是听说九州、四国之制仅有炒茶。焙茶宜烹，炒茶宜淹煎。焙炒共贵叶青色。”到了19世纪末，日本炒青绿茶在国际市场取代了中国。时至今日，宇治仍然是抹茶和高级蒸青绿茶——玉露茶的标志性产地，静冈是煎茶的核心产地，而九州、四国则以炒青茶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