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弱势的王朝。金辽的入侵，消耗了宋朝大部分的人力、财力与物力，加上内部的争吵，让宋朝始终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之中。靖康之变后，揭开了南宋王朝的一幕。南宋建都临安，偏安一隅后，虽然在军事上始终处于守势，但是在文化上却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江南的丰腴和山水的秀美，培养和吸引了一大批文人，由此造就了南宋特有的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可以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西湖西南的“理安寺”就是在这个时期走上了发展的道路。

近日我得一册《理安寺志》（清杭世骏编），如获至宝，细细读来，得益匪浅，原来我们不以为然的小小理安寺，竟是宋、明、清几代皇帝曾到过的地方，他们所走过的杨梅岭村道是名符其实的御道、古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收获。

“理安寺”是宋理宗巡幸寺中，以祝国泰民安敕改而名的。早在五代时期，高僧伏虎志逢禅师卓锡于此，钱忠懿王为之建寺“涌泉禅院”，亦称“法雨寺”，宋理宗巡幸后改称“理安寺”，此一改名，亦可看出南宋朝廷的治国理念是以安邦安民为要旨，故此寺名一直延用至今。

到明代，当时的杭州知名文人中如冯梦祯、黄汝享、吴用先、吴之鲸等名流与法雨（字契灵）大师在此结成“澹社”（莲社），禅净双行，澹社誉为匡庐复社。社员们常来聚会，默坐参禅，理安寺遂成规模，焕然一新，法化大开。明崇祯年间，理安寺开演“磬山之法”，在西湖佛寺中名声陡增，从此远近闻名，成为杭州的五大名寺之一。

入清后，康熙五十三年（1714），圣祖玄烨下令拨款重建，规模宏大，建有山门、御碑亭、弥勒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禅堂、法堂、且住庵、松巍阁等建筑。此后，雍正四年（1726）、乾隆三年（1738）、乾隆九年（1744）、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五十年（1785）、乾隆五十四年（1789）共十多次蒙圣颁赐御筆题字、匾额数十幅。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乾隆皇帝曾六次巡幸理安寺：

第一次，乾隆十六年（1751），圣驾南巡，三月初四日幸理安寺，御制诗一首，五日回銮后，赐御制《心经塔图》一幅，御书“树最胜幢”额一块。第二次，乾隆二十二年（1757），圣驾南巡，三月初一日幸理安寺，蒙赐《大士图像》一轴，御制诗一首。第三次，乾隆二十七年（1762）春三月，圣驾南巡，幸理安寺，御赐诗一首。第四、第五次，乾隆三十六年（1771）春三月，圣驾南巡，幸理安寺，御制诗一首。同月圣驾再幸理安，御制诗一首。第六次，乾隆四十五年（1780）春暮，圣驾南巡，幸理安寺，御制诗一首。乾隆皇帝的六次巡幸，六次御诗赞美，从此寺院达到空前弘盛，一举成为杭城名寺之一。

旧时，杨梅岭乾龙路到理安寺前的溪上，有一座桥，叫“鹤涧桥”，又名“九溪桥”。桥东侧空地上建有一亭名“鹤涧亭”，桥西侧清康乾时期建有御碑亭，太平天国之乱后毁。1914年吴兴（南浔）富商周庆云（梦坡居士）为其母亲董太夫人在原址建有一座经幢，可惜现已不存，寺院建筑也曾毁坏。民国时期，寺院渐衰，寺僧勾结附近乡民盗窃了部分庙产。日本侵华杭州沦陷后，寺前一片楠木林又遭砍伐殆尽。文革时期仅存的寺庙建筑又被拆毁，自此一所千年古刹终于只留寺名，却无寺影。只有“法雨泉”的泉水，叮叮咚咚的响了千年仍然遗存。

2003年，理安寺得以重建，这座拥有如此久远历史和深厚文化的古刹，历经风雨，早已成为一部镌刻在西湖山水之间的厚重史册，它承载着帝王将相的足迹，文人高僧的风骨，商贾信众的虔诚，更凝聚了“安邦安民”的治国理念与深厚的禅林文脉。如今的理安寺，不仅仅是一座寺庙的重生，更是一段跨越历史跌宕的中华文化与历史记忆的顽强延续，于西湖群峰环抱中，静静见证着永恒的文脉与时代的新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