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的杭州城区古时候尚在海中，后来由于钱塘江水流带下和海潮涌上的泥沙不断堆积，逐渐形成陆地。而湾内的一池湖水，温柔地哺育着这一方的人民，耐心地等待着一个城市的成长。

杭州最早的一部地方史志、南朝刘宋时钱唐县令刘道真的《钱唐记》一书，记载了华信筑防海大塘的故事：“郡议曹华信乃立塘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石者，即与钱。及塘成，县境蒙利。”这则短短几十个字的记载，被后人演绎出一段民间传说：

说是秦置钱唐县后，县治就一直在灵隐山下，老百姓在山麓和靠近山麓的田野从事着农业耕作。但农田的用水很不方便，受海潮倒灌的影响，水又咸又苦。天一旱，收成就很差，旱久了颗粒无收。华信目睹此情，深为百姓疾苦而忧，他经常带着众人从葛岭翻过老和山、灵隐山，到南高峰、玉皇山和吴山去寻找水源。有一天，华信又来到玉皇山顶。他遥望远方，当时正值海水退去，浅浅的海滩露出水面，海湾形成了一个湖，被南北山丘所环抱的水面波平如镜。华信想：如果在东面露出水面的陆地处筑一条堤塘，不就可以留住这一湖水了吗？

于是，华信放出风声，要招募民工运土筑塘，每运土一斛，付给一千钱的报酬。消息传出，贪图奖赏的大批民工纷纷肩扛担挑地运送土石，聚集到这里来。但是，他们来了之后发现根本没有人来筑塘，县里也没有为此付钱。扫兴之下，大家只得就地倒掉土石回家去了。而这些被倒掉的土石堆得很高，竟自然地成了一条塘。因为原先约定运土是要付钱的，所以就把这条海塘称为“钱塘”。

这个故事里不乏民间的狡黠式智慧，但是仔细一想却是不成立的：一位郡县的官员，岂能像奸商那样不讲信用愚弄百姓，对民工赖账不付？而随便乱倒的泥土，当然也不可能形成一条有效的防海大塘。而我们也知道：“钱塘”的名称是因秦置钱唐县而来，后随文字的演变而改称钱塘，并不是付钱筑海塘的意思。

其实，倘若确有华信其人筑防海大塘，其功能应是防御海潮冲击吞没陆地。这也说明华信所筑防海大塘的内侧早已成陆，而且已有较大型的人群聚落存在，否则，何必兴师动众筑此防海大塘呢？

防海大塘倒并非虚构，刘道真《钱唐记》记述得很清楚：“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说得很肯定，又有精确的位置，说明此塘在刘道真所处的刘宋时期还存在。筑塘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保护在它西面县境内的百姓。随着历史发展，山上溪流不断注入湖体，再加上防海大塘阻隔了东面海水的倒灌，最终使西湖慢慢演化成淡水内陆湖泊。所以，钟毓龙在《说杭州》里称：“华信实为西湖之第一元勋。”

而西湖所在的杭州也确乎是一座与水有缘的城市。在上古的时候，不唯西湖是由钱塘江口一个小海湾而形成的潟湖，整个杭州也曾是一片茫茫的海湾。每当潮涨，海水把它淹没得迷迷茫茫；潮落，它又变成一个荒凉的浅海湾。而现今杭州湾两岸的陆地，有许多都是有史以来逐渐由钱塘江带下与海潮涌上的泥沙堆积而成。浙江地方史专家倪士毅先生认为：“从杭州市现存的地名如洋坝头、官巷口（原名官涧口）、后洋街、前洋街、江涨桥、涨沙弄等也可以证明今杭州市区未成陆以前原是海洋。”当时的海平面，远在杭州平原以上。在今天的西湖葛岭及南高峰一侧的山腰中，常有充填之红土及平行的水痕，这就是当时江海波及的证明。

在古老的《诗经》中，站在水边的先民们就曾这样唱过——“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这个“杭”字，与代表水上行舟的“航”字，原本就是一个字。而“杭州”之得名可追溯至“余杭”，相传大禹治水，会诸侯于会稽（今浙江绍兴），至此舍舟航登陆，因名“禹杭”。今天的余杭北面有舟枕山，又名禹航山，山顶有石穴，相传为大禹系舟处。在古文中，“杭”与“航”相通，而后世讹“禹”为“余”，故名之。

当舟船文化随着海潮的退落渐渐远去，文明却在大地上扎下了深根，于是，便有了杭州的出现。

在中国的风水堪舆学中，把水比作财，所谓“活水生财”。杭州这座城市多的就是水，钱塘江、西湖还有大运河，更不用说一年四季丰沛的雨水，所以外地人总是用羡慕的口吻说杭州是一方柔情似水的温情乡土，说杭州的女孩子也都个个水灵漂亮：“喝西湖水长大的嘛！”这当然是个形象的说法，今天的杭州人是不喝西湖水了，跟大家一样，喝千岛湖自来水、纯净水或者矿泉水，然而，将时光上溯1200多年，这话倒真说对了。

三四十年前，杭州的大街小巷还遍布着许许多多口水井。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这些井大多湮灭了，这不能不说是文明进程中的遗憾。历史上，杭州是个多井的城市，它的发展曾与井休戚相关。这一点从杭州现在仍保留着的老地名上可得到印证，如大井巷、小井巷、井弄、井亭桥、义井巷、方井巷、湾井巷、百井坊巷、白井儿头、双眼井巷等等；连西湖风景区内带“井”的名胜也是一大串：龙井不必讲了，吴山钱塘第一井也就是“大井”，虎跑路上的四眼井极有可能就是吴越国时有名的甘露泉，还有韬光的白居易烹茗井、净慈的济公运木古井、葛岭的葛洪炼丹井、玉皇山上的日月井等。

旧时杭州的一些古井与其他城市看到的普通的井有所不同，因为它是取自西湖的水。而这项发明归功于唐建中年间（780—783）的杭州刺史李泌。刺史是唐朝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九月，李泌调任杭州刺史，这时候他已经是花甲之年。他的任期到德宗兴元元年（784）六月，历时两年九个月。在这短短的两年九个月中，李泌流芳后世的政绩就是开凿了六口水井。

比李泌晚三百多年任杭州知州的苏东坡，在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四月二十九日奏报皇帝的《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说：“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咸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

从苏轼的这份奏状中，我们可以看出，杭州其实也有缺水的时候，而且缺的是可供饮用的淡水。

杭州是一座来自海洋的城市。从沧海到桑田是一个十分缓慢的渐变过程，即使到了隋唐时期，这个渐变的过程仍未彻底完成。由于杭州地近江海，此时的地下水还没得到完全净化，水质咸苦，居民的饮水很困难。李泌下车伊始就着手解决饮水问题，他采用的办法是引西湖水入城，凿六井以蓄水养民。

在杭州闹市区的浣纱路、井亭桥西侧至今还砌着井圈护栏保护着一口古井，这口井据说就是当年李泌六井中最大的一口井。因李泌晚年曾任宰相，所以此井便得名叫“相国井”；而从前井上曾建有亭子，所以井旁之桥就叫“井亭桥”，今桥已不复存，桥名成了这一带的地名。

▲相国井

从今天的相国井来看，其外表与一般的水井并无二致，其构造却与掘地三尺见水而成的深井有所不同。事实上，它不是一般的井，而是引水、蓄水、放水的一套系统。这种井由入水口、地下沟管和出水池三个部分组成。先在西湖里疏浚湖底，挖成水口，砌以砖石，护以木桩，做好一个入水口；其间蓄积清澈的西湖水，有的还设置了水闸，可以调节启闭。然后，在城内居民的聚居处，开挖大池（井），引西湖水流注水井，将水井注满以供居民饮用。只要西湖水不干涸，水井虽日汲千万担亦无枯竭之虞。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世林则徐谪戍新疆，在当地搞的“坎儿井”倒与之有些类似。这样具有创造性的城市给水工程，在1200多年前兴工建成，不由让人称叹不已，而西湖水对杭州的养育之恩，更使这座城市和它的人民刻骨难忘。

唐代的城市，坊、市分离，即居民住处与市场不在一起，居民饮用水井则建在坊中，人们围绕水井而居。今天我们仍在用“市井人家”的说法，“市”“井”并称，井越多，越折射出此地人口的繁多；中国还有一个成语，叫“背井离乡”，井已经不仅是生活的符号，更是家乡的象征了。

杭州人对“井”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里面也折射出对西湖的一份依恋与感激。当时，李泌在居民集中的六处地方建池筑井，分别为相国井、西井、金牛井、方井、白龟井和小方井，取的都是西湖的水，它们的入水口就在今天湖滨一带的西湖中，而出水口就是这六口井了。杭州人正是由于有了李泌六井，遂得以孳息繁衍。饮水思源，当时的杭州人喝的倒真是西湖的水啊！

今天，当我们在井亭桥侧的相国井旁扒着井栏探头而望的时候，就能联想到西湖的清水。当然了，我们望见的不仅是李泌的恩泽，还有另一位刺史的身影。

白居易接到来杭州当刺史的调令是在唐穆宗长庆二年（822）七月，这个时候距李泌凿六井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李泌的时代，杭州还是一个人丁不蕃的新兴城市，而随着六井的开凿、西湖水的引入，城市人口激增，呈现出一派发达的景象。所谓“咽喉吴越，势雄江海……况郊海门，池浙江……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就是对杭州城市繁华的描绘；所谓“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从唐代诗人的诗篇中，我们也读到了这一信息。可以说，江南鱼米之乡的雏形已经形成。

而这一切，也离不开西湖之功。所谓上善若水，从海水侵蚀的潟湖到可灌溉之湖、鱼米之湖、饮用之湖，最终到审美之湖、文化之湖，西湖可谓是善之善者！

《新唐书·白居易传》简要地记载了白居易在杭州的政绩：“始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可见，白居易在杭州的主要政绩都是与西湖有关的：筑钱塘湖堤和疏浚六井。

白居易来杭任职时，六井与西湖相通的输水管道已严重淤塞，影响了城内供水，所以白居易组织完成了这一疏井引水的工程；那么，这条钱塘湖堤是不是今天的白堤呢？当时的西湖有上、下两湖：上湖即今西湖，地势较高；下湖当时叫泛洋湖，地势较低，今已湮废。两湖之间，虽筑有旧堤，但堤太低，且年久失修，天旱时，湖水不足，难以灌溉，天大雨，湖水横流，难于蓄存，而且西湖还经常淤塞。白居易经过实地考察和周密调查后，力排众议，决定兴修水利，蓄水灌溉，筑堤救灾。

他亲自主持修建了一条拦湖大堤，其位置大约在今宝石山东麓向东北延伸至武林门一带，当时人称“白公堤”。堤成之日，白居易还写了一篇《钱塘湖石记》，刻石勒碑于湖岸，开篇就说：“钱塘湖事，刺史要知者四条……”这分明就是对继任者的殷切交待了。文中详细讲述了治湖的道理、筑堤的经过及湖堤的重要水利功能。今天的圣塘路口水坝亭子上，全文书写着这篇《钱塘湖石记》，结尾处郑重署名：“长庆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记。”

▲圣塘闸亭

为了保护西湖的自然环境，白居易还发布了一条特别的法令：穷人如果违反了西湖管理之法，就罚他在湖边种几棵树；富人如果触犯了此法，就罚他在湖上辟除葑草——因葑草蔓生易致淤积，湖面也会愈窄，影响水利。

“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白居易在离任杭州时的诗中这样写道。他已经充分认识到西湖对于杭州老百姓的民生福祉实在是太为重要了。而在他的心中，念念不忘的也是这一泓湖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白居易当年筑的那条“白公堤”到明代的时候渐次崩塌，曾进行过重修，但现已不存，它当然不是今天的白堤。今天的白堤在当时称为白沙堤或沙堤，白居易在诗中也屡有提及。但后人为了纪念白居易，更愿意在情感上接受白堤即白公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