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1927—1937年杭州的新闻事业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决定改革地方建置，全国实行省、县两级制，而政治上经济上情况特殊的则可设市。根据这一规定，包括原杭县城区及西湖整个范围在内的杭州市诞生了。杭州的建市、此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力地推动了市政建设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从大处来说，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浙江虽然不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也难以同江苏、上海、广东等相比，但是定都南京使得中国政治中心南移，浙江在国民政府的政治地理版图上，地位突出，江浙沪地区成了国家政权统治的强势地带，浙江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上升。作为浙江省的省会城市，杭州自然又走在浙江的前例。

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是杭州这个时期的一个突出表现。这个时期，杭州城乡出现的报纸有《杭州民国日报》或《东南日报》等60余种，杂志有《浙江农林报》、《化学工业》、《杭江铁路》等90余种（这90余种杂志范围很广，遍布各个机关、部门、学校、团体等）。简单地叙述一下这些报刊，意义不大，让我们分析一个例子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1934年6月16日，《杭州民国日报》易名为《东南日报》。与此同时，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也宣告成立，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有一定意义的。1932年，萧同兹接管中央通讯社时，曾提出新闻事业要“工作专业化”、“业务社会化”、“经营企业化”三大方针。《东南日报》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有减轻政府色彩形象而增加民办色彩的本意，以扩大销售市场。不管怎样，《东南日报》这一着是符合萧同兹所提出的方针，仍不失为一种尝试，一种创举，开了政府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的先河。根据常规，一家报纸要实行企业化经营，首先要有雄厚的资本，能吸引住人才，同时报纸所在地要有较发达的商业和交通，有众多一定文化的市民，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也有一定的宽松度。从这个标准来判断，《东南日报》已经初步具备了大部分条件。

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人们纷纷投资入股，其中有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张治中、竺可桢、邵裴子、余汉谋等。更引人注意的是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董事会的董事有张道藩、陈布雷、陈果夫、叶楚伧、陈立夫，董事长陈果夫，监事王廷扬、萧铮、郑文礼、洪陆东、潘公展。董事和监事大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浙江省党部委员。许绍棣与胡健中均任常务董事，胡健中兼任报社社长。如此强大的政治后台，令人刮目相看。除了《中央日报》之外，不知道哪一家媒体会有如此强大的政治后台。

如此强大的政治后台，也为《东南日报》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和机会。1936年，在杭州众安桥矗立起一座设备先进的现代化大楼，杭城为之轰动，《中央日报》等大媒体也作了报道。这就是东南日报社的大楼。这座大楼不仅在杭州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在当时全国报社中，不仅为《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的报厦所不及，就连南京《中央日报》的新厦也为之逊色，是当时全国同业之首。这座大楼的造价是高昂的，共费银元16万元。《东南日报》为造楼的费用动足了脑筋，其中4万元是国民党中央党务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提请中央财务委员会第49次会议决议补助的。蒋介石1933年也曾允诺拨助2万元，《东南日报》获得了很大的政治资本。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杭州所属各县新闻副业落后闭塞的状态有了彻底的改变，就报刊而言，各县都创办起报刊，其中综合性新闻报纸32种，萧山、富阳出了3种杂志。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时期民办报刊大都出现在郊县，如《民治日报》、《萧山公报》、《萧声报》、《萧山民报》、《萧山新闻》、《浙东公报》、《萧山时报》、《余杭报》、《余杭民报》、《塘栖报》、《新少年报》、《富阳日报》、《桐庐民报》、《桐庐新报》、《严报》、《严州民报》、《寿昌民报》、《淳安报》等。

广播电台成为一种新闻传播工具，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它是许多国家的科学家经过长期的探索、研究、实验而创造出来的。这一当时最先进的新闻传播手段传进中国后又传进杭州，极大地影响了杭州的新闻事业。

杭州广播电台的创建为杭州的新闻事业增添了现代的色彩。杭州暨浙江第一座广播电台是1928年10月10日浙江省政府创办的一座中波广播电台，初名“浙江省无线电话广播电台”，1929年11月改名为“浙江省广播无线电台”，是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中国省市地方政府所办电台中最早的一家广播电台，和在南京开播的第一座全国性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仅仅相隔2个月，和世界先进水平也相差不是太大。这座广播电台刚开播时功率为500瓦，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功率不断地增加，到1932年为1000瓦，到1935年达到2000瓦，以适应浙西山区各县的收听的需要。播音时间也在不断地增加，从最初的每天共2个小时，到1935年每天共6个半小时。

当时，浙江省共有9座民办广播电台，这个数量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其中有4座在杭州，它们是杭州亚洲无线电公司创办的“亚洲广播电台”、杭州电器公司开办的“杭州电器公司广播电台”、杭州敬亭无线电商店创办的“敬亭广播电台”、潘锡璋等5人合资创办的“宏声广播电台”。这4座民营广播电台功率不怎么大，但是每天的播音时间却十分长，分别是8小时、5小时、15小时、11小时。其中，敬亭广播电台是用上海话播音，宏声广播电台是用杭州话和上海话两种方言播音。若要叙述杭州暨浙江方言节目的历史，其源头恐怕应该从这时期开始。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当时杭州的商业活动和城市活动的活跃。杭州亚洲无线电公司还办有《亚洲无线电月刊》的刊物。

20世纪20—30年代，报刊的发行主要是依靠邮递，交通的好坏至关重要。浙江许多县镇，不仅路途遥远，而且交通往往不便，从杭州邮递的报刊需要半个月后才能到达读者或订户手中，新闻的时效性从何谈起。广播电台的出现，极大地弥补了报刊发行过程中过分依赖于交通的缺陷，重大政令和重大消息可以及时地传送到全省各地。如抗战爆发后，浙江省广播无线电台与《东南日报》约定好，每天下午4时广播该报编发的号外，如有重要消息，电台则随时播送，以最快的速度将战时消息告诉全市和全省人民。[SITESERVER_PAGE]

为了更好地发挥广播电台的作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开播后，民国政府在各县建立收音点，如绍兴的上虞、新昌、诸暨、绍兴等县政府先后配置收音机，并有收音员负责收听记录，重要消息则缮写张贴广为传播。“浙江省无线电话广播电台”还在筹建的时候，各县就开始筹款装设收音机，选派收音员到省集训后回县专职收听广播。同时，“浙江省无线电话广播电台”在湖滨公众运动场中山纪念台（现六公园附近）设立“公共传话机”即有线广播站，有200瓦扩音机1台，50瓦高音喇叭3只，用于转播新闻、学术讲演和播放音乐。有关资料表明，当时收音机是十分稀少的，据1930年年底调查，杭州市区仅有各类收音机357台，因此杭州市区鼓励机关、团体、企业购置收音机。到1936年，收音机的数量已经增加了不少了。

广播电台促进了杭州和浙江新闻事业的发展。它不仅弥补了报刊发行过分依赖交通的缺陷，而且又进一步促进杭州和浙江各地报刊的发展。那些没有条件自设电讯室的报社，只需要添置一台质量较好的收音机，便可收听记录上海、杭州或者本地无线电台的新闻，开拓了新闻的来源，大大降低了办报的成本。如《湖报》的国内外新闻主要是抄收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稿，《绍兴晚报》因自备短波收音机，详尽报道当天重大新闻，所以颇受读者欢迎。通讯社也是如此，1927—1937年，杭州和浙江通讯社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与广播电台的出现很有关系。

浙江自古经济发达，民国时期也不例外，“浙江财阀”甚至还左右着经济中心上海。1927—1937年期间，各种各样的内战在全国范围内从来没有停顿过，不过就浙江而言，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战乱局面基本告终了。这10年期间，杭州暨浙江的工商业、运输业等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近代化的进程加快。虽然30年代初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杭州暨浙江的工商业打击较大，但是在商民和政府的艰苦努力下，1935年以后形势有了好转。

据统计，1927—1937年，杭州近代工业的缫丝、丝织、棉纺、针织、漂染印花、造纸、制皂、卷烟、洋烛、火柴、印刷、电器、自来水以及铁工业等26个大类，商业有19大类209业，如饮食类饭业有252家，菜馆业62家，酒业493家，烧酒业20家，面点业190家；服饰类有成衣业43家，服装业111家，帽业29家。仅衣、食这两类就可反映出当时杭州商业的繁荣。

工商业的相对发展和相对繁荣，为杭州新闻事业注入了大量的资金，如主要依靠广告收入的报刊越来越多，为公司商号推广业务、推销产品的营业性广告在报刊上日益活跃起来。在上世纪30年代，杭州新闻界与商品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了，除了大量的广告外，经济消息、市场行情报道的比重不断增加，甚至是整版整版地出现，这在《东南日报》里十分明显。1928年夏，由杭州各报广告部人员发起组成的杭州市日报广告联合营业社成立。该社主要承包杭州市日报广告业务，也承包各行号及其他一切广告业务。1937年6月，《浙江商报》还出版了经过一年多筹备的纯营业性广告册《浙江商报二十六年度杭州市公司行号年刊》，赚了不少钱。这意味着经营新闻事业可以有钱赚了。这一巨变对新闻事业影响很大，所以那时杭州的商业报纸杂志很多，如《绸商旬报》、《浙江省国货陈列馆月刊》、《浙江商业日报》、《工商导报》、《浙江商务》、《浙江工商》、《余杭商报》、《萧山县商报》、《萧山商报》，等等。

工商业对新闻事业的影响，还体现在形形色色的休闲小报在城市逐渐地流行，如《杭州小报》、《杭州午报》、《杭州晚报》、《杭州人报》、《小阳秋》、《间闻》、《小花园》、《大晚报》等，数量不少。那些存世时间较短的休闲报纸更多了，如《杭州日报》、《浙江晚报》、《东南晚报》、《杭州时事晚报》、《西湖日报》、《浙江地方新闻》等等。同时，这时期还出现了不少文艺刊物，如《黄钟》、《趣风》、《民间文艺》、《西湖文苑》、《小说月刊》、《儿童文艺》、《沙龙文艺》等。这些报刊的大量出现，表明杭州市民生活的改善和城市生活的休闲。

这个时期的报刊，有相当部分是专业性的，各行各业都有，其中有教育方面的，如《学校生活》、《浙江小学教育》、《浙大学生》，《小学生》、《中国儿童时报》等等。1930年6月1日，全国第一张儿童报《儿童时报》在绍兴创刊，其宗旨为培养“不畏难，不惮烦，不怕牺牲的精神，帮助小朋友养成阅报的习惯，增长科学常识，培养发表的能力”。该刊语言通俗生动，版面安排颇有特色。1931年9月该刊迁往杭州，更名为《中国儿童时报》。迁到杭州后，《中国儿童时报》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发行量最高达2.5万份，遍及江浙沪地区，还有不少旅居日本、朝鲜、泰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儿童也直接汇款订阅。1932年，日本东京的一家刊物整版介绍了《中国儿童时报》的情况。1935年，部分留日的中国学生组建了《中国儿童时报》东京分社。以后，《中国儿童时报》在国内外的声誉不断地提高。

这个时期，浙江的交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浙赣铁路的建筑，形成了以省会杭州为中心的公路交通网络，除少数县份外，全省均有汽车可通，而且浙江与福建、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地的公路交通网也基本形成，钱江大桥通车，杭州与东南诸省联系更紧密了。虽然交通的改善对新闻事业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浙江仍有其特殊的意义。以杭州为例，杭州的报刊要冲出杭州，冲出浙江，与上海的报纸角逐浙江东南部、西部，角逐东南诸省，除了要提高自身的质量外，良好的交通是很重要的因素。事实也是如此，《东南日报》等就是靠铁路、公路、水路交通的改善，比上海报纸提前一两天到达上述这些地区而打开销路，并逐步占领市场的，“获日在进展中的铁路公路之营养”。[SITESERVER_PAGE]

经济的发展、社会日趋专业化（新闻事业也属社会的一个部门），促进了通讯社的较大发展，1927年到1937年，政府或民间先后经营过浙江民国通讯社、文艺通讯社、工商通讯社、商业通讯社、浙江工商新闻通讯社、工商新闻社、浙江商务通讯社、教学通讯社等多家规模比较大的通讯社，至于那些规模较小、影响不大，历时不长的通讯社则不计其数，遍及全市各地。那时，杭州就先后有过123家通讯社，在杭州郊县，富阳有民主通讯社分社和公进通讯社分社，新登有浙江新声通讯社分社，昌化有中国新闻社分社。这些通讯社中，许多是商会、教育、妇女等团体、协会、部门的新闻发布机构。众多的通讯社中，肯定有良莠不齐的，也肯定有徒有虚名的，但是不可否定的是，它们为报刊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行业消息和社会新闻，是各个报刊地方消息的主要来源。

杭州新闻事业的发展还体现在外地报刊，尤其是上海报刊在浙江的大量发行。据《申报》在1935年自己宣布的数字，《申报》在浙江的发行量是1.43万份，排在上海、江苏后面。30年代，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天津的《益世报》，南京的《京报》，都在杭州设分馆、办事处、记者站。外地的新闻通讯社也有在杭州设立分社。《申报》和《新闻报》还联合起来在杭州单独出《申报新闻报杭州附刊》，日出对开4版，随报附送。

1927—1937年，西湖博览会、全国武术擂台赛、民国第四届运动会、省运动会接二连三地举行。众多的文体活动为新闻媒介提供了新闻源泉。1932年秋天，民国第四届运动会在杭州举行。《时事新报》、《时报》等上海的一些报纸在杭州扩大销路，对本来在杭州拥有较多订户的《申报》、《新闻报》形成威胁。为增强竞争力，《申报》和《新闻报》决定在杭州创办附刊——《申报新闻报杭州附刊》。该附刊自备收报机，收录国内外通讯社播发的电讯，每晚再与上海两报通一次电话，交流消息，编写成“本报专电”。此外，省市和各县消息，专栏和副刊均具备，日出对开二至三张，与独立的报纸无异。杭州订户只要订一份《申报》或《新闻报》，每天就能收到两份报纸，所以订者踊跃。但是这种做法违反了政府的有关规定，受到限期停刊的警告。当时，《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正集中精力于内部改革，无力他顾，决定就此结束与杭州附刊的关系。《新闻报》仍继续办下去，决定将《申报新闻报杭州附刊》改为《浙江新闻》，重新登记后于附刊停刊后的第二天（1933年4月1日）发行。《浙江新闻》的副刊《千秋》、《杭州通》等很受读者的欢迎。不久，该报的发行量居当时杭州各大报发行量的第二位，仅次于《东南日报》。

外地报刊，尤其是上海报刊在杭州的发行，加剧了杭州报刊的竞争，杭州报刊中一些竞争能力差的只好停刊。当然，外地报刊在杭州的发行，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迫使杭州的报刊在质量上下功夫，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了。1927—1937年，杭州报刊无论数量还是质量的较快提高，都与外来报刊的竞争和可借鉴是有关系的。

考察新闻事业发展的因素，不外是政治环境、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程度、与造纸印刷交通有关的科技水平，等等。至今为止，人们往往是这样考察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区的新闻事业的。笔者认为，这样做法是必须的，但是还不够，因为这样的做法忽略了人的因素。

1927—1937年，浙江发展新闻事业的环境虽然还有种种缺陷，甚至非常严重的缺陷，不和谐的声音从未中断过，有的做法还未必合理合法。然而，与过去相比，却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为杭州暨浙江新闻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比较好的环境，但是，真正要创造历史的是杭州暨浙江的人。

杭州天灵地杰，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优越，人民生活相对比较富裕。自南宋定都杭州后，历经元明清三代，杭州的文化教育一直比较发达，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人才之盛，也是冠于全国。到了1927—1937年，杭州的教育管理体制日趋稳定，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对成年失学民众的社会教育也开始重视起来。据统计，截至1937年，杭州共有各类小学212所、各类中学23所、中等师范教育机构4所、各类职业教育机构8所、各类高等院校5所，其次还有众多的各级民众教育馆、普及成年补习教育的民众学校等。对新闻事业而言，教育的进步造成了庞大的新闻媒介的受众或者潜在受众。受众队伍扩大了，受众的素质提高了，必然促进了各种媒介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

民国时期，杭州暨浙江继续人才辈出，名流辈出，是民国时期其他地区所少有的现象。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古代杭州暨浙江人才之盛，主要是指历代的科名仕宦，那么此时杭州暨浙江人才，指既有经国匡世的人才，又有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实用人才，其中不泛创办和经营各种媒体的人才。事实上，杭州暨浙江从来不缺媒体方面的人才，只不过他们都在京沪等地创业打天下。1927—1937年，杭州暨浙江各方面的环境大有改善，他们愿意留在杭州发挥自己的才能，许多人甚至还来到杭州展现自己的才华，杭州暨浙江新闻从业人员不断地壮大，据1934年的一个统计，浙江新闻工作者有3000余人，江苏为1700余人。在浙江的3000余人中，杭州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胡健中是杭州暨浙江新闻工作者的一个典型，他祖籍安徽，上世纪20年代复旦大学毕业后来到杭州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任杭州民国日报社总编辑，1932年任社长，将《杭州民国日报》和日后的《东南日报》打造成“国内第一流的大报”，发行量居全国第三四位，能与《申报》、《新闻报》相杭衡。《东南日报》在中国大陆的崛起，为杭州的报业乃至浙江的报业在全国地位的极大提升，起了重大的作用。比如，江苏省的报纸数量虽然超过浙江，却没有像《东南日报》这样的拳头产品。由于《东南日报》的影响不断地扩大，《东南日报》被人与天津的《大公报》相提并论：“北有大公，南有东南”；胡健中本人也被人与《大公报》的胡政之相提并论：“北胡南胡，报坛双雄”。[SITESERVER_PAGE]

为了提高杭州暨浙江新闻工作人员的素质，1931年8月初，时为《时报》、《申报》总编辑的戈公振受邀在杭州西湖罗苑举办了一期“杭州报学讲习所”，为杭州暨浙江培训新闻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工作的人员还有杭州暨浙江新闻界的知名人士项士元、王苏香、钟韵玉等。戈公振在讲习期间，还于8月8日至10日在同一地点举办了中国第一次报展——中外报纸展览会。展品有珍罕的中外报刊、中国著名新闻学和新闻史学者们的作品。报展盛况空前，引起新闻界的重视，参观者来自上海等各地，包括江浙沪一带的名记者。

浙江有一件十分可贵的事。近代以来，浙江人士多有这样的看法，即报馆与议院、学校一样都是兴国之大纲，所以设立报馆应与建学校、设议院同时举行。这个思想在1927—1937年更受人重视了。“新闻事业是民众和社会底喉舌，大则足以转移时局，小则足以振聋发聩”，这是1929年7月1日《镇海报》的发刊词，很能说明浙江新闻界的使命感。这在杭州新闻界表现得尤其突出。这个时期，杭州新闻工作者一方面努力创办和经营好新闻媒体，一方面还努力做好受众的工作，让受众了解新闻事业的意义。1929年杭州新闻记者联合会开展的一个民众阅报运动就是这样一种努力。那年的8月至10月，由该会和杭州各报推派代表组成“民众阅报运动委员会”，用演讲、游行、文艺表演、散发传单等方式，向民众宣传阅报的好处，搞得轰轰烈烈。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新闻界积极参与并宣传抗日救国，并强烈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开放言论，保障人权”。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1933年8月和9月1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向各级党部、军政机关机继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和《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1934年8月，杭州新闻记者公会通电全国新闻界，呼吁定9月1日为记者节，得到浙江各地新闻界的响应，也得到全国各地新闻界的响应，后又获南京国民政府的同意。这是杭州暨浙江新闻工作者为民国时期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贡献。

1935年9月1日是中国第一个记者节。杭州记者公会于9月1日至7日举办了全国报纸展览。展品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25个省市的主要报刊，共有1455种早期、近期报刊参展，种类有日报、晚报、期刊、画报、影剧报、文艺小报、号外、特刊、报刊合订本、新闻学书籍、全国各报社和各地新闻记者公会送来的图表。展出的报纸珍品有《申报》创刊号及合订本、1880年的《循环日报》、1890年的天津《时报》、1895年的《杭州白话报》、1898年的《昌言报》和《华字日报》、1901年的《清议报》、1903年的《浙江潮》、1904年的《新民丛报》、1907年的《神州日报》等，浙江各地有25种报纸参展。3万余人次参观了报纸展览，各地新闻工作者、新闻学家、新闻爱好者踊跃参观，许多人对展品摄影，作详细记录。

全国报纸展览会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报展，也是唯一的一次，是对中国报业的一次大检阅，也是一次很有成效的公关工作或者宣传工作，有助于中国新闻事业的繁荣。展览会结束后，全部展品由复旦大学新闻系借去，参加该系同年10月举办的世界报纸展览会的展出，再次引起轰动。之后，展品再次运往南京，参加南京报展。后来南京报展因故取消，展品下落不明。这是中国新闻事业上的一大损失。

总之，1927—1937年，杭州新闻事业的繁荣不是偶然的，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忽视任何一种因素都是不应该的。可惜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在杭州湾的登陆，浙江的大片土地被日军占领了，杭州暨浙江新闻事业不断进步的历史进程被打断了，在沦陷区，新闻事业更是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原来浙江新闻事业中心的杭州，成日军在浙江占领区的中心。杭州的报刊和广播电台，只有极少数有能力随着政府机关撤退，绝大多数的新闻媒体均在杭州沦陷前停刊停播。这是杭州暨浙江新闻事业，乃至中国新闻事业的极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