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城纪家桥边的国子监，是南宋的中央官学。听说新任的祭酒张持大人就要到任，国子监的大小官吏们都在门口迎候。张持赴任前，国子祭酒职务空缺多时，所以大家都郑重其事。眼见这身着红袍的祭酒大人下轿，几个小吏立马齐声高喊“接祭酒到国子监任职”。不想这迎接祭酒的喊声，被这坊巷的百姓误听为官府捉拿抓捕私酒，大喊“官府来抓私酒了”，顿时乱作一团，抱瓶拿壶、引车提担者四散而逃。张持赴学任职的礼仪，混乱为捉拿私酒的闹剧。可见即使在临安，私酒之禁于百姓仍是颇多骚扰。抓捕私酒，是官府维持榷酒制度的手段之一。

榷酒，也就是政府垄断酒类的生产和流通，以独享酒类销售的利润，为了保证官府的垄断，朝廷制定了禁止私自酿酒、贩卖的法律，并通过特定的稽查人员，保证法律的执行。正因为酒是国家重要利源，打击法外之酒就是应有之义，所以宋代禁止私酿措施也相当严厉。唯有如此官酒务的销售才能保证，就像宋人所说，禁绝私酒，官酒就是再差也能赢利。

▲宋代青釉酒缸

▲宋代影青酒壶

北宋建隆二年(961)颁行的禁私酒法令规定，私自贩运酿酒酒曲十五斤入城者，将私酿造的酒入城销售达到三斗者，都处以极刑。第二年进一步申严法禁，贩运私酿酒入东京城五十里，进入西京及诸州州城二十里，所贩运酒数及五斗，即处以死刑。到真宗朝，法禁稍宽，私酿私贩者不再处以死刑，而是改为刺配，也就是面刺字流配牢城。本地如果有在乡村卖私酒的，本地的乡邻、保甲有义务向官府报告。

除了禁止私酿、贩运私酒外，官府合法生产的酒，也禁止跨区销售，因此一些贮酒韩瓶刻有官署号。乾德四年(966)规定，将其他地区酒类贩运至东京销售，3-5斗处以徒刑一年，5斗以上徒刑一年半。进入西京及诸州府城，比照东京例，减刑处罚。宋朝廷还颁行与禁私酒私曲法相辅的告赏法，也就是鼓励告发私酒，包括贩卖私酒和越境销售。告赏法的赏金就是被告发者家的财产。南宋时因为告赏法赏格提高，只要被告发，被抓之人家里所有财产，甚至房屋都被抄没。北宋初年的赏格，告发私自买卖酒曲1两到10斤，赏金有10贯，私酒1斗至3斗，赏金有12贯。如果买卖私曲达到50斤，则给赏金500贯，这个赏金不可谓不高。

授权可以卖酒的酒户之间要互相监督，或为酒户作保的人家也有监督、举报的义务。如果知情的酒户和邻居不举报、监督，一旦事情败露，将与私酿贩运酒曲者一起受罚。甚至还有鼓励奴仆告发主人酿私酒的。曾经有个家仆想要告发自家的主人贩卖私酒，一个官员警告他说，虽然告发私酒有赏金，但是伤害自家主人朝廷同样要治罪，而且处罚十分严厉。可能这个官员已经看出奴仆其实是想陷害自己的主人。告赏法的危害显而易见，一些人因为细小的个人恩怨就以私酒名义诬告别人，酒务、巡检却乐得借此强夺一些财物，致使地方民风薄恶，社会治安反而不好。

如何从京师到边地，都禁止私酒呢？承担稽查私酒任务的是地方的巡检，巡检的本职是管理地方治安，同时兼有稽查包括私酒在内的各种禁物的职责。巡检是兼职的私酒稽查人员，地方主要依靠的是各个官酒务的专职稽查，宋代称为“酒巡”“酒务脚子”。这些酒务脚子一般自行稽查，只有在自身力量不足时才会有地方巡检、军队参与。酒务脚子日常多是走街串巷，在各处张贴禁止私酒的告示，鸣锣开道。一旦有一二升酒不是出自官酒，被他们捉获，就不免被关在监狱里，甚至破产。进贤县的酒务脚子多是地方的恶少，时常以捕私酒为名鱼肉乡里，还以查禁为名到本县二三十里外的地方拦截江上的客船。

尽管法禁森严，哲宗时连宗室犯了私酒禁令都要惩处，但是私酒销售还是很难禁止，尤其是对有势力的宗室、官员、地方豪强更是如此。虽然也有如吏部郎中吕溱因为擅自拿官米造酒而受到贬职处分的，但是很多犯禁的势要之家并没有受到惩处。太祖的故旧张铎曾经私自用官曲多达6400多个，朝廷竟然没有追查。朝廷曾反复发布禁令，禁止宗室和外戚参与酒的产销，凡是违反私酒法禁的严惩，但是重申禁令本身就说明对宗室的违法没有禁绝。北宋密州的富户王澥私自酿酒，邻居父子向官府告发，王澥竟然指使家奴将邻居父子杀害，并将罪责推给家奴。孝宗朝曾任秀州知州的周极，曾经用自家的船运载私酒销售，被酒务的官员发现，在缉捕时周极以酒务巡查是强盗为名，不但不受罚，还以知州的权力把酒务的巡查人员抓起来拷打，甚至将其中一人殴打身亡。哲宗虽然规定要惩处参与私酒生产的宗室，但是稽查人员不能擅自闯入宗室聚居的宅院，也只能不了了之。

宗泽在开封禁私酒，就是从宗室、权贵下手，一面令官酒务减价，他对主管酒务的官员说，我打击私酿私贩，你减官酒价格，让你的脑袋暂时留在脖子上。一面发布告示，凡是贩卖私酒的，一被抓获，不论数量多少，一律处斩。开封城内拆毁的私酒作坊不计其数。不久开封的酒价就恢复了正常。南宋时临安的宗室在周边村镇贩卖私酒，太平州的宗室酿造私酒，犯禁之事无所不为。而朝廷本来对宗室自用的酒已经规定可以在州一级的公使库酿造。

高宗自己更是罔顾朝廷法度，是临安私酒禁而不止的源头之一。高宗禅位后，每年朝廷支给大笔费用，日常还有各种供给，但是高宗仍旧不满意。他退位之初，便纵容宦官梁康民等开设酒库，贩卖私酒谋利。身为谏官的袁孚得知后马上向孝宗上书，要求朝廷出面查禁。高宗得知此事后震怒，宋孝宗为表示孝心，直出御批罢免了袁孚的右正言职务。宦官手持御批到宰相办事的都堂，大臣陈康伯、史浩皆不赞同，次日上朝时史浩随即向孝宗劝谏说，袁孚上奏德寿宫酿造私酒之事是他身为言官的责任，因为上言就被罢免会影响朝廷的威望。而且德寿宫内都是些弄权的宦官，如果不是如袁孚这样的士大夫言官不时匡正朝廷纲纪，这些人只怕早就无法无天了。而且如果公开罢免袁孚的理由，那是公开了太上皇跟陛下的矛盾，天下会以为陛下对太上皇的供养不够，也不可取，不妨等一些时候。孝宗也说私酒之事，是他有意处置。不料孝宗自德寿宫返回不久，就召集史浩议事，说太上皇送给我一壶酒，亲笔写上“德寿私酒”，让我手足无措。最后只能以袁孚主动请祠禄的闲职离开临安。“银榜恭书幸翠华，玉壶私酒愧官家”，身为太上皇的赵构视国家法度如无物，还要孝宗充耳不闻，如此大开私酒方便之门，等于是开了权贵贩卖私酒之路。

一些地方豪强也常常违禁私酿。南宋时嘉兴府崇德县一个卖酒的拍户钱福，在乡里经营多家小酒店，但很少去官府批发，而是私自酿酒销售。钱福的私酒销售，已经危及朝廷官营酒务的年额。为了证明其私酒为害之大，时任监嘉兴石门酒库的黄榦还专门绘制了一幅地图，指明用黑色绘出的范围是石门官库销售的区域，而用红色标出的是钱福私酒贩卖的范围。在官酒务的眼皮底下，还大肆贩卖私酒，各种缉捕手段竟然无用。

苏轼被贬到黄州时，黄州已经在查禁私自酿酒贩卖，凡是犯禁者，都要在门口挂个门牌示众。但是独有一个县的犯私酒禁令的人没有在门口挂牌，苏轼问起同僚，那人遮遮掩掩地说：“这是为贤者隐讳。”实际是暗示因为苏轼自己也在私酿，苏轼有些不满，写信给友人说，我不过是酿了些蜜酒自己喝罢了。可见在黄州，私自酿酒的即使不是出售牟利，也是违反了官府的禁令，要在门口树木牌示众的。但是有官职或者知名的文人，就以“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名义免于处罚。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地方稽查百姓私酒的横暴。湖州的查缉私酒，犯禁之家被军卒包围，家中财物为之一空，甚至到了连一个簪子都留不下的地步。宣州的何村，官府得知有人私自酿酒，也不问是否出售获利，就派遣巡检到村里抓捕。巡检领兵数十人，在半夜包围这户人家。这家本是富户，夜里看到有拿兵刃的，还以为是来家打劫的强盗，立刻击鼓报警，召唤周围乡邻和家里的家仆等，一起把这批抓捕私酒的官兵给捆了。有些地方缉捕私酒的所谓“巡子”，甚至在夜里以查缉私酒为名，明火执仗地打家劫舍。被这些缉捕私酒的巡查小卒盘剥的，往往是没有官府背景的升斗小民，南宋的台州一度每天都有被抓的贩运私酒的人，这些人中不少只不过是贩运糯米，或者在城外村镇小店饮酒，他们也被巡查以私酒罪名抓来。这样不但百姓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合法的买卖和消费都不敢继续，官府不但没有限制住私酒，官营酒坊的销售反而受到巨大影响。一些地方因为查处私酒，甚至发展到连买卖酿酒用的糯米都要被查禁的地步。

黄池镇的监镇官史文林，以禁私酒为名，罗织罪名。被抓获贩卖私酒，连带租住房屋的房东都被牵连。史文林要求房东认购1000贯的官酒销售。临海县民沈三四适逢天旱，雇人用水车车水，自酿酒水给雇工饮用，并没有到本县酒务禁地出卖。但本县官酒务的酒务脚子杨荣等人却以他私自贩酒为名，到其家中抓捕，家中财产被洗劫一空。被抓后酒务要求沈三四认罚三百多贯，但是沈三四因为无力支付，又被台州以到本州州界内卖酒的罪名处以徒刑。这个案子本来是台州官府因为官酒务完不成额定的税额，要对下属官员严厉处罚，酒务官员为了完成额定税额，就不择手段以贩卖私酒为名诬陷百姓，强迫他们缴纳罚金来填补差额。可见，缉捕私酒在当时的为害之大。

饶州的狱卒孔都，因为跟本州的小军官夏生有私人恩怨，一直意图报复。有次两人都到一个贩卖私酒的地方买酒，孔都看见夏生也买私酒，就马上跑到本州的赡军酒坊告发。官府派人稽查后，私酿的这家户主被判徒刑，田产等被没收，因为要缴纳数百贯的罚金，不得不卖女儿，周围的邻居因为知道有私酒而不告官也被牵连，都要被官府罚钱。

知明州赵善继违法派下属官员开设酒坊，在酒坊范围内查禁私酒，犯禁之家被拆毁房屋，缴纳千余贯的罚金。知温州王之望放纵酒坊稽查私酒，知常德府冯愉同样以禁捕私酒为务，这些州官尚且如此，地方酒务的横暴可以想见。

酒禁虽严，毕竟还是有不少百姓从事私酒贩运。鄱阳县一个以私酒为生的寡妇，将自己产的私酒夜里用小渔船运到县城，出售给小酒馆销售，几天后才来拿酒钱。南宋时，台州州城附近从事私酒产销的民户有2000余户，扬州附近的村镇私酒都能贩运到都城临安销售。

不少士大夫看到官营酒务禁私酒的危害，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比如福建的建宁府就要求朝廷关闭官酒务，把酒务每年需要上缴的净利润摊到两税中，老百姓免除了酒禁，增加的负担也不是很多。潭州的办法是，老百姓可以在城外酿酒，但是入城销售就要纳税，这样只有需要入城销售的酒坊才需要抽税。有些官员则以地处偏僻、榷酒实行不便为由，让百姓自酿自销。

在国家酒课的压力下，地方官酒务的查缉私酒往往演变为对平民百姓的骚扰，而对于真正依靠自家财势大肆产酒的豪门大族，地方官的查禁效果十分有限，这就造成了查禁私酒在一些地区为害一方。宋人甚至以为，碰到强盗百姓还可以向官府求告，能召唤邻里来帮忙，强盗也不敢明火执杖，但碰到查禁私酒的，邻里来帮忙就有可能被诬陷为拒捕，一家财产为之一空，所以查缉私酒其害比强盗还要严重。杀人犯所杀的只是一人，但是一旦被牵连入私酒之罪，就一家都遭受其祸，可见查禁私酒之害甚于盗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