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隋代州城的修建背景、时间和性质、目的。这些方面都可以证明，隋代州城不可能有三十六里这么长，也不需要这么长。

隋代州城是杨素修建的。但是杨素是在什么背景下修建的呢？是在开皇十年（590年）平江南叛乱的时候，也就是在一个战乱的背景下修建的。

▲杨素

杭州城的修建时间，最多也只有一年。因为杭州州治迁入杭州城，时间就在开皇十一年（591年）。具体月份不知，就算是在十二月，那修建时间最多也不过一年。

江南之乱爆发的时间，是在开皇十年（590年）十一月。可以想象，杨素集结军队、平乱作战，到杭州城收复为止，这个过程，最快也当需要一个月左右吧？那么，杭州建城的开工时间，最早也只能从开皇十年（590年）十二月开始。

当然，如果用一年的时间，征发夫役足够多的话，也是能建起一座大城的。不过，从开皇十年（590年）十一月开始，到江南之乱的最后平定，当在开皇十二年（592年）左右了。所以，整个建城工程是在战争期间完成的。在此情形之下，大规模的征发夫役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以较少数量的夫役，在一年时间内，来修筑达三十里之大的城池，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另外，杨素修杭州城的目的，基本上是出于军事目的。

杨素当年创建杭州城，只有一个坐标，那就是“柳浦西”，就是说，杭州城在柳浦以西的地方修建起来的。毫无疑问，杭州城与柳浦渡口关系非常之密切。谭其骧在论文中也讨论了柳浦这个渡口的历史和在交通上的重要意义，这些见解都非常精辟的。不过，他并没有仔细讨论杭州新城建设的前因后果和过程。其实，杨素在柳浦西新建杭州城这个事件，很值得深入挖掘。

▲杭州城

我认为，杨素在柳浦渡口以西建城，正是看中了此地有很高的军事价值——控扼住了跨越钱塘江的南北交通线。之所以这样判断，杭州城最初就是杨素出于军事目的而建造的，那是因为柳浦确实是一个有极为重要军事价值的津渡要地。

柳浦，又称柳浦埭，位于凤凰山下的钱塘江边，而隔江遥望的渡口则是西陵（今西兴）。柳浦—西陵，这是六朝时期跨越钱塘江南北的最重要的一条航线。作为一个渡口，首要的功能自然是交通，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渡口的军事功能非常明显。

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柳浦之名，就是和一次战争有关。刘宋泰始二年（466年），宋将吴喜曾率众渡江追击叛军，“自柳浦渡，趋西陵”。正是利用了这条航线。再深入一点分析这次战役，可以知道，当时吴喜军其实是分三路过江的，其中东路是“刘亮由盐官海渡，直指同浦”，西路是“寿寂之济自渔浦，邪趣永兴”，这是在今义桥镇一带。而吴喜自居中路，从柳浦—西陵渡江，由此可见柳浦—西陵一线，已经是当时跨越钱塘江的最重要线路。东路、西路都只能居于侧翼的地位。

柳浦的军事价值的第二点体现，是此地从刘宋文帝时候，就有驻军——新城戍。所谓“戍”，是南北朝时军事据点的一种，规模不大。新城戍的具体地点现在尚未能很确指，不过在柳浦附近，当无可疑。南齐萧梁时，钱塘江上游富阳人唐㝢之起兵，顺江而下准备攻占钱唐县，在柳浦登陆时、当时戍军和钱唐县军队一起进行抵抗，这说明新城戍确实离柳浦不远。而新城戍的设置，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护柳浦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到了南齐时，柳浦—西陵一线更是商贸要津。柳浦对面的西陵已经有了一个军事据点——西陵戍。永明六年（488年）西陵戍主杜元懿曾向朝廷提交了一个报告，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柳浦和西陵一样，是南北商旅往来的必经之途。他建议在西陵、柳浦等四个埭额外增加检税机构，由军方负责。对此，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有一个精彩论断：“盖西陵在平时为行旅辏集之地，有事则为战争之冲，故是时戍主与税官并设也。”顾祖禹的这个“平时为行旅辏集之地，有事则为战争之冲”的说法，完全可以同样地来评价柳浦的军事价值。实际上，新城戍的驻军在萧梁时期，多达五千人，这是个相当大的驻军了。这从侧面反映了柳浦这个渡口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如果说以上的例子都嫌年代过早的话，那么发生在开皇九年（589年）、开皇十年（590年）的两次隋军渡江作战，那就更能够体现出柳浦的军事价值了。恐怕正是这两次作战，给了杨素直接的启发。

开皇九年（589年），隋攻下陈朝首都建康，陈朝实际上已宣告灭亡。但有趣的是，陈朝新任命的东扬州（今绍兴）刺史萧岩、吴州刺史（今苏州）萧????，却成了坚持到底的最后一支反抗力量。隋朝派宇文述去平定，值得注意的是同时还派了一支水军支援。在平定吴州刺史萧????后，宇文述立刻指挥水军，挥兵渡江，其登陆地点在“奉公埭”，奉公埭就是西陵埭。宇文述迅速进兵西陵，最有可能就是从柳浦出发的。登陆之后，势如破竹，萧岩很快投降。

开皇十年（590年），原来陈朝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尤其以江南地区为烈。隋朝派出杨素平叛。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也率领了一支强大的水军。而在这次平叛战争中，最困难也是关键的一役正是渡钱塘江击败会稽高智慧的军队。当时高智慧的实力很强，尤其是水军，据说有“船舰千艘”，屯据了各个要害之地。杨素最后派出奇兵数千，乘小船数百，从侧翼偷偷渡江，击破高智慧在岸上的营垒。随后杨素再从正面发动大举冲击，这也打了整整一天。“自旦至申，苦战而破”。这次战役中，杨素水军主力在钱塘江边的屯扎所在，多半也应该是在柳浦。

不过更加重要的是，经过这次苦战，让杨素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钱塘江的险要被南岸的会稽独占，如果发生叛乱，那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从军事制衡的角度来说，必须要在钱塘江北岸建立一个足以抗衡的重镇。这种在大江南北各设重镇，互相制衡的做法，不乏例子。就以唐代为例，在长江、运河这个要冲上，在北岸是扬州，在南岸则是润州（今镇江），扬州、润州一直是唐代的军事重镇，设置都督。唐后期还分别是淮南道和浙西道的会府（一道的治所称“会府”）所在。之所以夹江设置两大重镇，首要目的就是互相制衡，保证运河南北航线的安全。

要在钱塘江北岸设重镇，柳浦无疑是最佳地点。但此时北岸的政治中心却在钱唐，其旧址究竟在何地还有争论，较多支持的，一是灵隐山下说，一是宝石山东部说。不过有一点是一致的——钱唐县治所在，离江岸较远。面对这个问题，杨素的解决方案就是：在柳浦西边新建一个城，作为新的杭州治所。这样，就可以将军事要冲地和政治中心，完美地结合起来了。这恐怕就是杨素要在开皇十年（590年）就建杭州城的基本原因吧。

杭州城军事性的第二个体现，在于杭州城的建造特点，乃是“依山筑城”，就是倚靠着凤凰山筑城。依山筑城的军事性是很明显的，因为山本身是个很好的防御体。如南京城，被赞为“龙盘虎踞”，这与那里有个钟山的关系至为密切。

杭州城依山而筑，是否确实有军事的考虑呢？刚好，我们可以找到同样的一个例子对照，这就是杨素在这时所建的另外一个城——苏州新城。根据《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城邑》说：“江左遭乱，（开皇）十一年，杨素帅师平之。以苏城尝被围，非设险之地，奏徙于古城东南横山之东，黄山之下。”意思是说，杨素在这次战争中，曾攻打苏州城，他看到苏州城建在平地上，无险可守，从军事上看是个缺点。所以，他就在苏州西南的横山脚下，建了一个苏州新城。很明显，杨素之所以重建新城，迁徙州治，也是出于军事目的的考虑，毕竟依山建城，比平原上的城池要更加易于防守。但是，苏州迁治并没有成功，到了唐武德七年（624年）苏州州治仍迁回旧址。杨素新建苏州城并迁治的做法和他在杭州所做的完全一样。这反过来也可以说明：当时杨素建杭州城时，一、这是他的计划，而非偶然行为；二、他优先考虑的就是军事因素。

总之，杨素建杭州新城，依山靠水，充分利用了山水之利，确实都是很有军事眼光的。

最后，我们之所以说杨素建杭州城首先考虑军事因素，还可以通过一个侧面角度来证明。杭州城这片土地，大致范围在凤凰山以北、西湖以东，即今杭州城南部。这块土地，本来是江海故地，后来逐渐由钱塘江带来的泥沙冲击而成陆地，而且江海离城很近，地下水潜相通灌，味道咸苦，不适合用作饮水。因此最早的居民聚落点，只能是凤凰山麓的狭窄区域。饮水问题的限制，一直到唐代建中年间刺史李泌导西湖水入城，才得以较好解决。“自是民足于水，生齿日繁。”从此杭州居民才开始逐渐多起来。关于这点，谭其骧文中早就讨论得很清楚了。这个事实反过来告诉我们：隋朝初建时的杭州，人口必定稀少，不成规模。杭州城称为“城”自然没有问题，但如果称“市”，则似嫌不足。由此也可见，杨素建杭州新城时，没有太多考虑到居民聚居和经济的问题，杭州城的产生，更多的是一个行政命令的产物，因为他首先要满足的，正是军事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