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涌潮自东北向西南冲击，上游径流自西北向东南冲击，涌潮径流对冲处有一个凸出江边的大磐头，形似猪头，当地人称之为“猪头角”。此处为钱塘江观潮八大险境地之一，以“冲天潮”著名。大围垦时期，土地按所有权分格，由西北向东南排列，共分10格，“猪头角”排列第七格，便又称“七格磐头”。

▲猪头角

以前从江南逃难来江北的萧山沙地人，坐船过江后，一般都先来猪头角，这里是下沙移民最早落脚的地方之一。

驿站负责人朱加高退休前一直从事钱塘江海事工作，对这条江有很深的感情。猪头角驿站建设得现代时尚，又不乏文化底蕴。驿站内设古海塘历史展、围垦海涂历史展，规模不亚于两个小型博物馆。同时又驻设了“老兵驿站”，挂上“浙江省海豹救援队钱塘支队”的牌子，紧要关头是可以开展抢险救灾的。

经历了余杭县、余杭市、余杭区、江干区、开发区、钱塘新区、钱塘区，曾经的大滩涂，今日的下沙城，是一个百分百的移民城，早期的“原住民”基本上都是从江南萧山逃难过来的，说一口地道萧山话。

我因此特别想知道，在这片滩涂上开荒定居，究竟始于哪一年？

下沙位于钱塘江古海塘之南，当年是一片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辽阔滩涂，潮来水汪汪，潮去白茫茫。只有鱼免费可得，撒网捉，竹笼捉，随便可得，毛蟹、鲈鱼、白条“木佬佬多”（有许多）。不同时节，还能收获鲚鱼、鲻鱼，运气好还能捉到江鳗、沙鳖，当年不值钱，如今是下沙人的美食骄傲。

逃难来此的拓荒者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做盐民，晒盐为生。茫茫滩涂上，阳光下雪白雪白的盐粒，泛着细碎的流光，可每次一遇到坍江，盐民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晒出的盐随同居住的草舍一起被潮水吞没。二是做农民，主要种棉花、络麻，也种花生、西瓜。棉花、络麻扎了根，就意味着他在这里扎下来了。

滩涂上的河道大多是雨水冲刷后自然形成的，根本不具备抗洪排涝能力、每遇大雨，庄稼被淹，草舍进水，整个下沙被泡在水里，20亩棉花种下去一年只收获29斤半的故事并不令人吃惊。

这里到处都是荒滩，有地就有活路。下沙的西瓜和小花生，如今成名牌。卖鱼也能挣钱换米吃，饿不死。第一批移民在下沙扎下根后回去跟江南岸的老乡们介绍，江北有一大片土地，虽然贫瘠，但是讨个生计是没问题的。就这样，老乡带老乡，越来越多江南岸的人，开始往江北岸迁徙。迁徙的高潮期，大概在20世纪30-50年代。

那么，下沙滩涂的“始祖”究竟是谁呢？

“下沙发布”2024年推出一个“潮涌钱塘看下沙”的专栏，讲述一代代下沙人激励人心的故事，其中一期题为《我们的家，曾在滩涂上》，记录了三位老人的回忆。

105岁的裘世美说，1935年，17岁的她跟父母从江南来到下沙，记得那时是四五户人家一起开一块荒地。

98岁的倪成贵说，他清楚地记得，父辈从江南移民到下沙的时候，这里只有七户人家。

92岁的张金康说，他父亲是王步山人，先到七堡，他出生在七堡，15岁那年随父亲从七堡来到下沙，但他的姑父是第一批来下沙开荒的。在当时姑父的口中，这里只有七户人家，大家搭个草棚，就这么安顿下来了。

三位老人的回忆至少包含三个信息:

1.当地移民大都是从江南萧山逃过来的；

2.都说是“第一批”，而不是“第一个人”，也是逃荒“漂流记”，不可能出现鲁滨逊；

3.不管是“四五户人家”，还是“只有七户人家”，首批移民“落户”下沙的时间大约在1935年，迄今89年。

那么，我认为1935年基本是下沙历史的“元年”。

我说逃荒的队伍中不可能出现鲁滨逊，但鲁滨逊孤身漂流闯入凶险不断的荒岛，不仅勇敢地生存了下来，还驯养山羊、练习编筐、制作面包和陶器，最终在岛上过上了宁静富足的生活。鲁滨逊这种直面现实，困难面前勇往直前，不低头、不灰心、不气馁，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创业精神，不正是下沙人的精神写照吗?

我对三位老人中年纪最小的张金康老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8年，对于张金康来说，是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这一年11月8日，下沙乡召选几十人去临安砍伐毛竹，踊跃报名的张金康被选中。因脑子灵活，勤学肯干，次年初乡里又准备从这支队伍中挑选几人去杭州市设备安装公司学习电工技术，张金康又一次被选中。20世纪60年代初，下沙计划通电，接受过电工技术培训的张金康再次被选中，负责铺设高压电线。

张金康回想起往事，依然很激动。那时他和师兄两人每天起早摸黑，没有叫过一次苦，喊过一声累，从乔司农场铺设到下沙，一共爬了100多根电线杆。1964年10月1日国庆节，下沙集镇上通电了，家家户户的电灯亮起来的那一刻，大家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

张金康不无感慨地说，下沙人一路打拼，吃过的苦无法想象，作为下沙通电历史的见证者，当年能亲自完成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倍感荣幸。

说到这里，老人还不忘风趣一下：“我身体好，就是当年为下沙通电爬电线杆练的。”

张金康有六个儿子，如今四代同堂，其乐融融，他经常会跟孙辈们讲讲下沙以前的故事。他说：“孙辈们只知道这块土地现在是这样，原来怎么样，他们是不知道的。只有知道过去的路，才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

下沙的历史，前期是一部沉重的苦难史，后期堪称一部励志的奋斗史。

从历史深处看，下沙人祖祖辈辈都是伴着钱塘江潮患长大的。历史上，从唐武德元年（618）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331年间，钱塘江上有史可查的大潮灾共有183次，平均每7.3年发生一次，其中明清及民国时期平均每4年一次。

远的不说，曾经亲历过灾难如今还健在的老人，只要想起来就依然心有余悸。

1956年8月1日，12号强台风席卷下沙，同时引发钱塘江强潮。社员戴阿正在逃难时，身上背着七十多岁的老娘，手里牵着两岁的儿子，逃到东边时，儿子突然被潮水卷走而淹死。

那次灾难，全乡一片汪洋，草舍尽毁，约有2000多名群众拖家带口逃往乔司，乔司城隍庙茧站成了他们记忆中无法抹去的避难所。

1974年8月19日，13号强台风正面袭击下沙，下沙人常说的三兄弟（强潮、强台风、强降雨）齐出门。那一次，七格磐头猪头角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亲历者回忆说，8月19日那天，日潮已经出现了险情，日潮大，夜潮肯定更大。当时公社人武干部召集了基干民兵，挨家挨户通知晚上不能睡觉，听到铜锣声，立刻往北逃，越快越好。可听到锣鼓响起再逃已经来不及了。那天夜里就像上演了一部灾难片，钱塘江传来“呼呼呼”的怪叫声，满世界“哗哗哗”一片混乱，大家都往北边高埂逃，原本准备抢险用的铁耙被当作激流逃生的抓手。那天夜里，大家都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见了人就说，“好好好，总算逃出来了，只要人不出问题就好。”

苦难磨意志，灾难出强者。下沙人属于越磨越坚、越战越强的钱塘江老鳖，摔不死。中华大地上向来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光荣传统，大家都替下沙人着急。于是，轰轰烈烈的围垦海涂工作被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1974年8月19日的灾难刚过不久，同月下旬，围垦海涂工作就提上了县委领导的重大议事日程。

当年一位负责围垦海涂指挥部工作的老干部回忆，围垦海涂工作难以突破的瓶颈其实是石方工程。

土方工程是滩涂在地工作，调动人力不难解决，当年下沙、九堡、乔司、翁梅四个公社都调动起来了，再把包括星桥、小林、双林、亭趾、五杭、博陆在内的临平地区十个公社全部调动起来，人多力量大，再硬的骨头也能啃下来。

但土方工程完成以后，接下来的抛石方和填宕渣工程就卡住了。最近的石方来源，在离围垦现场近二十千米的临平山，当时运输条件太差了，缺乏汽车和大型拖拉机，现场指挥部只能发动群众，起五更落半夜到临平山搬石头，用脚踏车驮，用钢丝车拉，有不少人一天走两趟，两人也只能完成一吨。

总结经验教训，现场指挥部对围垦海涂工作，只看到了它的迫切性，而对其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大家一致认为，要获得足够数量的石方，必须开辟水路运输。

于是，开通临平到围垦区的水上运输线，就成为议事日程的重中之重。水路运输量大，且运价也可以大幅度降低。

于是，指挥部首先紧抓水路运输的基础工程，在乔司以南完成了外乔司船闸建设，接着改造下沙新华桥、五七桥、新建桥、三号大堤节制闸。

1975年冬季，又发动六个公社全力疏浚保障桥至外乔司河道，另四个公社进一步疏浚外乔司至下沙河道，并同步成立近千吨位的水上运输队，各公社相应建立运输小队。

为了满足石料需求，指挥部又从源头下手抓石矿建设，重开了武林机器厂（监狱）石矿，在星桥新开了洞口石矿，其他有条件的公社也相继开起了小石矿，围垦指挥部与各石矿签订供销合同，以保障石方和宕渣的供应。

100多年前，鲁迅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那时钱塘江多灾多难，但鲁迅若迁徙到下沙来，会发现这里的西瓜地并不亚于他的《故乡》。这里的“闰土”，尽管颈上没有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却和宏儿与水生一样，活泼、善良、真诚，长大了也不会麻木、卑微、木讷。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伴着钱塘江的涛声啼生长大，永不认输的弄潮儿精神，刻在他们的基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