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还是有点缘由的，当年高考的几门功课中，我历史的分数最高，只是这个“最高”我到现在也不敢晒，因为一晒容易被人笑掉大牙，不过我最后上的还是中文系，毕业出来一开始去教了历史课，因为年轻，更因为历史在当年的中学里还是副课。

▲孙昌建

也很惭愧的，我上大一时，连汉语拼音都没有学过，所以“波坡摸福”跟ABCD是一起学的。当时对付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们的主要办法，就是看连环画看电影，以速成来对付考试，以至其他系的同学都觉得中文系太轻松了，殊不知我们背《离骚》背得都要做恶梦跳江了。

也是要到后来，我才发现大多数读中文系的人，并不怎么热爱中文的，包括好多做语文老师的，对语言文字和文学也没有多少感觉的，对于他们来说，教语文和教数学教物理都是一回事情，只是一个饭碗而已，而我总是捧着一个饭碗还会想另外一个饭碗。

于是我就写诗了。

写诗能当饭吃吗？对此的回答，古今中外几乎都是一致的：不能当饭吃！

也正因为此，没有人阻拦我写诗，因为你做的是无用的事情、无功利的事情，人家才懒得理你呢，只有我实习时的一位老师，他当时真诚地劝我别写诗，还是跟他写儿童文学吧，因为这位老师当年已经发表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只是后来他也去当了一名记者，这有点像我的引路者一样。

而等我明白饭碗也可以换这个道理时，我已经30岁了。为此我又开始大量地写不分行的文字，我用过几十个笔名来投稿发表文章，苍剑蓝末水东坡无肉，斯坦艾未艾秀到零点，球评影评书评，小说散文纪实，目的只有一个，不想让自己单位的领导知道，因为领导最怕员工有二心，而写作和投稿就是二心，简单说，就是有点二。

后来有人跟我说，你又成不了鲁迅，搞这么多笔名干什么，反而没人知道你是谁，也记不住你是谁，因为进入21世纪就是注意力经济了。我想想也对，倒不是说21世纪才是注意力经济，任何时代都是。我曾看过一则轶闻，一个顶流的大画家，在上世纪50年代，就不断在注意自己的名声，他每天看报纸，只要报纸上一个星期不出现他的名字，他就相当着急，就会特意打电话给朋友或报社编辑，让他们“整”一点自己的新闻出来，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好了，以上文字只是作为背景介绍，是我走上写作之路的一点小花絮，大概都是可以删掉的，当然最好是不删，因为被删的文字往往比不删的文字要有点意思的。

回想起我为《杭州文史》写稿，也是有一点点缘由的。大约十多年前，作为文艺界的代表，我被杭州市文联推荐为市政协委员，一开始被分在提案委，因为做提案需要有点文字功夫的人，但我去了之后，发现我的文字功夫在那里实在差太远了，因为这是两套话语体系，我的文艺腔在那边是没有用的，所以一直心存惭愧，换届之时我主动要求换到文史委，因为我在想，文史不分家，或许我还能发挥一点作用。

文史委大概也看到来了个作家，且也写过几本文史类作品的，于是就把一些相关的采写撰稿任务交给我了。

我记得在《杭州文史》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八级镗工李为民》。

跟之前的采写有所不同，以前我做了20来年的记者和编辑，所有的采写我都是单兵作战，即自己联系自己采访最后也自己成稿，但自从那次采写开始，我发现我有了“助理”，即一切都是由“助理”帮我联系好，甚至“助理”还开车接送，我采写时“助理”还在拍照片，甚至还录音做记录等等，当然成稿后“助理”也会校看补充。如此这般，既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又有点不太自在，因为我基本上是一个独往独来的人，这可能是长期写作养成的习惯吧，因为写作是很孤独的事情，所以好多事情也只能孤独地去做，比如说旅行，甚至是吃饭，我其实还蛮享受一个人的状态，因为这可以很任性并尽兴，虽然我是一个很随和也可以合作的人，但这并不代表我心中没有坚持和底线。

采访也是这样。老实说我在采访前都要做不少的功课，且都会自拟好20个左右的问题提纲，这样就不会被采访者牵着鼻子走，但我也有不少毛病，主要是前戏过长，闲扯太多，经常王顾左右而言他，且喜迂回包抄，不擅单刀直入，好像我的那些提纲只是规定动作，关键是要在闲扯中真正激发出对方诉说的欲望，这也的确是会有意外收获的，但也有风筝放出去收不回来的情况。

而旁边有个“助理”在，何况这个“助理”又是组织派来的，这也就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我以前有个理论：在办公室采访不如在会议室，在会议室不如在茶室，在茶室不如在饭桌上……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我的主人公就不会那么正襟危坐一本正经，特别是那些做企业的领导，首先要解除他们的戒备，因为他们往往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哪些是可讲的，哪些是不可讲的，但在我看来，不可讲的恰恰有可能是最有价值的。所以就采访来说，真的没有什么经验可言，即使成功了十次，第十一次采访也有可能失败，因为每个采访对象都是独特的，同样是八级工，也完全是不一样的。

好在政协系统的文史类文章，主要还是“三亲史”，真实才是生命。

更为关键的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或写手，实际上还是从采写中不断学习，不时有新的收获，这就像补充能量一样，而不仅仅是完成任务。因为我发现，人到一定时候胃口就小了，尤其是不太能吸收新的能量，往往喜欢在自己的舒适圈里打转，这就像习惯性的散步一样，总是有固定的路线，但是为《杭州文史》撰写文章，就感觉它还在助推我前进，让我能悟到什么是学无止境。

在采写《八级镗工李为民》之前，我对城北拱宸桥一带也是有个大概了解的，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杭州的重工业基地，但当时对它的认识基本还是概念化的，而李为民讲到，50年代末他来杭州的时候，武林门码头、包括杭州大厦这边还是一片荒地，他们一开始就是在这片荒地上搭起了工棚，晚上就住在工棚里的。

有一点印象很深的，当时杭州要发展工业，也是急需各种人才，特别需要技术工人，李为民就是为支援杭州建设而从上海被组织派遣过来的，当时同为六级技术工，上海的工资比杭州的工资要高十几元，十几元在当年是什么概念啊？但李为民作为从上海来支援杭州的领队，二话不说就来了，后来妻子也无怨无悔地跟着到杭州安家落户，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啊，这种精神不正是今天我们最需要的吗？

通过写作这样的人物和题材，我了解到了老一辈创业者的精神世界，因为他们对杭州的贡献实在是难以估量的，而且李为民还参与制造了杭州的第一台汽轮机，这是载入史册的。

当然采访中也会有小插曲的，比如我感兴趣的是李为民的这个“八级”，是怎么一级一级评上去的，而他老人家则更喜欢讲他后来做了厂领导之后的事情，即如何带领大家开拓新局面等。

在采访李为民之后，我还采写过一位杭氧的电焊女工，也是顶尖人才，曾经代表浙江去俄罗斯核潜艇上操作过，可能因为她从事的是特珠工种，45岁就退休了，这又是让人颇为感慨的。提前退休本来是对特殊工种从业者的保护，但落实到具体一个人身上，那就酸甜苦辣都会具备的。

大概是采访工人我完成得还可以，接下去便派我去采访了两位大学教授，这就是发在《杭州文史》第十三辑的《广博精深 心怀国家：李孝聪教授谈治学历程》、十四辑的《张帆：历史很难假设，趋势可以探寻》这两篇，也是令我印象深刻的。

采访李孝聪教授是在2017年11月，在杭州举办一年一度的杭州文史论坛时，当时论坛邀请北京大学的李教授来作专题讲座。我接到这个采写的任务之后，一方面是立马速补李教授的主要著作，另一方面是非常认真地听了他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讲座。这个讲座真的是太好了，帮我解开了不少疑团，即在那个无动力帆船时代，那些传教士是怎么漂洋过海到中国到杭州来的呢？正是听了李教授的讲座，让我对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也产生了兴趣，后来专门去看了他在西溪路上的墓地，也写了相关的文章。

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跟李教授的访聊真的收获很大，主要是这些著名教授的治学观对我颇有启发，我后来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点李教授说的是择校不如投师，他当年选择荷兰莱顿大学，而没有选那些名气更大的，因为莱顿大学在地图收藏方面是最强最为权威的；二是李教授后来研究的是历史地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跨学科，因为之前学历史的不碰地理，学地理的也不涉历史，两者都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意思，但是从李老师他们这一辈开始，就知道跨界组合了，这就出来了一门新的学科，那先行者探索者也自然就成了开山鼻祖。

还有一点是我个人的体会，即作为一个采访者一定要学得杂一点，多了解一点，否则只是傻傻地提问题，那也不会引起专家教授的重视的，在跟李教授聊他的经历时，当他提到西藏地理和荷兰人高罗佩时，我还是能够插上话的，特别是高罗佩，学文学的如果不知道这个人物，那等于不知道世界文学，这样就让李教授有了兴趣，但这里也一定要掌握好分寸，这正如在讲相声时，你的角色只是起类似捧哏的作用。

如果说李孝聪教授是师长辈的人物，那么张帆教授实际上是我的同辈，都是60后，处在相同的成长年代，这就会有较多的共同语言。

采访张帆教授也是在他来杭州讲课的间隙，当时他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后来他又担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而且有意思的是，张教授读本科时李孝聪教授就是他的老师，也正是听了李教授的建议，他才在大二时就读《资治通鉴》了。

张帆教授的强项，无疑是元史研究，但我对元史完全插不上一句话，但我对他当年成为内蒙的文科状元颇感兴趣，他当年想读北大中文系，最后因为那一年北大中文系不在内蒙招生，他就只能上历史系，那就是个“计划”的年代，而我对张教授治学的兴趣要超过他的专业，原因是我认为作为《杭州文史》的作者，同时也就是读者，我们想从这本书上看到一些什么呢？即从这些专家教授的治学史当中学到一点什么，抓到一点什么，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比如说教授一开始也并不是对元史很有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魏晋南北朝，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元史。为什么呢？就是有着对现实的考量，特别是他能由此跟随优秀的老师学习，这就是择专业不如择师了。当然我作为一个杭州人，我们又叫《杭州文史》，那肯定要问每个教授几乎相似的问题，即你对杭州文史研究有些什么看法诸如此类的。

而我当时问张教授的是，马可·波罗时代的杭州是什么样的？还有大众传播视角下的历史，和历史学教授及专业研究者眼里的历史是不是有一定的异同？

我想我这样问的目的，一是教授们也是要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二是这也是我们的读者所决定的，记者所问的，必须是读者想问想看的，再说普罗大众学历史，不一定是先啃大部头的历史专著，他可能是从通俗读物，甚至是通过短视频和什么平台来获得的，所以我觉得对历史学者的采访，既要考虑到他的专业性，也要考虑到他的大众性，而事实上历史学者除了他的专业之外，平时喝茶聊天也跟常人无异。

这不，当时采访时我与张教授加了微信，这七八年下来也还没有披此拉黑就能说明问题了，我时常在看他转发的一些公号文章，那都是一些跟历史及历史人物有关的文章，有的甚至还是有点敏感度的，从我转发后他的文章获得的点赞来看，那也是颇受欢迎的。

跟采访八级工相同的是，采访历史学教授，也都有“助理”帮着打理的；所不同的是，最后的记录整理者也是“助理”，这样我就要轻松多了，让我可以全力以赴地来设计问题。而这几位“助理”他们都是有很好的专业背景，且文字功夫都相当不错，这几年也全都独当一面了。我平时也常看他们在《杭州文史》上的采访文章，觉得他们真是要比我们这些半路出来混的人要强多了。

这可能也意味着《杭州文史》真的架起了一座很好的桥，这是文史之桥，沟通交流之桥，也是成长成熟之桥，尤其是对我帮助更大，因为我之前主要从事文学写作，而现在算是在迈向文史之路了，虽然这还仅仅是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