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杭州民办中学之调查-特别关注-杭州文史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杭州原有私立学校全部改为公立学校。六十年代前后，上级调整了全市中等教育政策，恢复了一部分民办中学。时至今日（2024），当年民办学校师生大多垂垂老矣，可以说，他们为杭州中等教育史留下了难忘足迹。笔者查阅相关史料，采访了健在的部分师生，聊了创办前后经过。有些关键人物已谢世，采访了当年校友及后人，希望留下这段史迹细节，作为杭州中等教育史的补充空缺。

《杭州教育志》（1949-1985卷）载，1949年9月统计，杭州城区有中学26所，其中私立中学21所，全市共有初中生6105人，其中私立初中生4247人，占69.6%；高中生3169人，其中私立高中生1874人，占59.1%。

1951年，教育部决定对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实行接收，一律收归中国人自办，或由政府接收，改为公办，或改组校董会仍维持私立，或由人民团体接办。

中国籍教职员工全部原职留用，外籍人士一律不再担任学校行政职务。

1956年6月，城区全部私立中学接收完毕，均改成公立学校。至1956年秋，市区普通中学全部纳入公办体制，有完全中学13所，初中19所。计中学生总人数24785人，其中高中生6353人，初中生18432人，教职工934人。

1957年，根据中央教育部关于我国地广人多，经济落后，中小学校不可能完全由国家包干，提倡群众办学，鼓励华侨办学，允许私人办学指示，杭州新办了三所民办中学：

1958年大跃进时，市区又新建了11所民办初中，分别是马市初中、岳王初中、培新初中、建国初中、新华初中、武林初中、梅坞初中、上泗初中、民联初中、民力初中、卖鱼桥初中。许多学校不具备办学条件，除了民联、民力、卖鱼桥初中三所保留，其余均停办。

杭州第一所民办完全中学，称青年中学（下称“青中”），创办人郑迈（1919-2012），一位抗战时入党并热衷于教育事业的老干部，成为该校首任校长。只是郑迈长已经谢世，笔者寻访了他儿子郑雪，聊到创办青中的状况。

好在郑雪也是青年中学毕业生，说道，我是1962年考进青中，也是该校最早的学生之一。对于学校初创时的进程，多少知道些。青中前身是杭州青年文化补习学校，一所由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创办，在市委支持下，利用社会力量组办的文化补习学校。

刚开办时（1953），只是借用了青年会的两个半教室，所谓“半”个，也就是只能借用半天。次年（1954），根据市文教局整顿私人文化补习学校指示，兼并了小福清巷文化补习班、培新文化补习学校、大同会计补习学校等。

是年八月，定名杭州青年中等文化补习学校，校址搬到庆春路乌龙巷11号民宅。

后又移址清吟巷王文昭大学士旧居部分建筑，设置班级42个，分小学班、初中班。

学生毕业去向多数升入高一级学校，也有学了会计、打字等技能者，由校方调配介绍就业，办学成绩获得上级与社会肯定。1957年6月，定名为杭州民办青年中学，成为杭州第一所民办完全中学。1981年确定为浙江省第二批80所重点中学之一。2002年实施初、高中分离，现为一所初级中学。

郑雪说，父亲时任市教育局工农教育科的科长，授命组建青中并担任校长。当时有个政策，教育局干部下放学校兼职，不少人担任了几所市区主要学校负责人。父亲时任市教育局农工科科长，也就是青年补习学校的上级部门，因此顺理成章被派到这所学校。

1958年初，反右运动结束，学校由清吟巷迁至望江门街牛羊司巷，校舍拥挤状况虽有了缓解，但仍存在房屋紧凑、场地局促，经费及如何办学诸多问题。

同年四月，上级提出勤工俭学，校方组织师生到闲林埠参加铁矿劳动并筹建青中分部。

初到闲林埠塔基山下，师生先在一座废弃的寺院安营扎寨，父亲与学生同甘共苦，周日也不回家，克服了种种困难，测量地形，挑土平地，开石夯基，搬运建材，打墙筑路。没有电，用煤油灯照明；缺水，打井取水，建成了木竹泥结构简易校舍，时称青中塔基山分部。

建成后，大伙又投入了“大跃进”运动，师生们收集旧钢铁，高中部自制土高炉炼钢，姜思俭老师编写了炼铁教材。学校为解决办学的经济困难开辟了多种途径，又办起了漆包线厂、细菌肥料厂、砖瓦厂、耐火器材厂、农场、畜牧场与果园等。在劳动实践中，青中师生在德智体各方面都获得丰收。《杭州日报》1959年10月29日头版发表了“热爱劳动成风，理论联系实际，师生亲密无间，人人体强力壮。”对青中给予高度评介。

1961年中央教育部颁布了“教育六十条”，青中出现了转机，按照条例结合学校实际，既重视德育提高，又重视智育发展，学校工作更加正规有序，教育质量获得全面提升。

郑雪又说，父亲是校长，理应以身作则，为了带动别的同学下乡，鼓励我在青中初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落户。本来，我是可以考高中的，进本校高中部应当没有问题。但是我仍然听从了父亲劝告，到桐庐落户。在校方的激情动员下，大家满怀信心，青中的一位教师也与同学一起下乡插队落户。在桐庐，青中知青对学校的培养仍念念不忘，自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叫“塔基山报”，以寄托对母校的思念。

1960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从1962年始，杭州中等教育有了发展，文教局公布《中小学暂行管理办法草案》（注1）支持群众办学，创建七所民办中学，钱江为完全中学，其余海潮、凤起、小营、湧金、北山和湖滨六所均为初中。

为此，笔者采访了原湖滨初中老校友屠瑞芬、陈天乐、张英杰、王其培、邱佩佩等曾在这所学校执教或就读的师生。

从他们的叙述中，或可窥探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办初中创立细节。

湖滨中学创办人之一的陈天乐老师说，湖滨初中筹措于一九六一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后期，国家经济陷入困难，公办学校难于满足大批学生的升学需求。

上级提出“二条腿走路”方针，也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借助民间力量，利用社会闲散资金创立民办学校。湖滨初中就是在此形势下，由街道办事处与市民革（注2）共同创办。

▲左起湖滨初中教师王士浩、王其培、倪志松、许炘祖-60年代

陈老师又说：“1961年，我在复旦大学生物系读书，得了病，校方劝我回家疗养。我只好回到杭州闲居在家。有位湖滨街道干部（下称‘街道’）找上门，说道，有些孩子小学毕业考不取初中，又没有到就业年龄，成了社会负担，问我可不可以将他们组织一下补课，来年再考，既解决了街道困难，而且考生与家长也有这样的需求。于是我们四个经历相近的人，尹德予、钱兆成，许忻祖义务给小孩补课。我们四人出力，街道提供场所，在下兴忠巷巷的一座旧房厅堂里。当时只是帮忙，不拿工资的。”

就在此时，市民革的黄展岑、王恭寿、戚沪生等人正好也找到了湖滨街道，他们向街道领导谈起，想开办一所民办初中，解决落榜小学生继续求学的问题。

湖滨街道在星远里刚巧有几间空房，双方一拍即合。民革与湖滨街道合作，撑起了这所学校。

我（作者）听了，不觉奇怪，问道：“湖滨初中的校舍处于靠近西湖边的学士路上，寸金寸土之地，怎能拿到这样一所空房子做校舍呢？”

陈老师说：“湖滨初中设在湖滨六公园附近的星远里，刚成立时，这座房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空关着。于是民革就与湖滨街道协商，让学校办在那里。”

我问：“此校是湖滨街道与市民革共同创办的，莫不是开办资金由民革出，校舍则由街道提供？”不觉又有点奇怪，问道：“民革哪来资金？又不是一家赢利机构。”

另一位老师王其培解释说：“民革也没有资金，只是出了个名头，即文件上所说的‘社会组织’。省工商联汤元炳主委闻讯，学校缺少开办资金，就从个人积蓄中调拨了一部分过来（一万元人民币）。此举对湖滨初中的开办，助益不小。”

陈老师又说：“其实，民革也没有拿出什么钱，那时我的工资每月是23元，记得都是从学生缴的学费中拿到的。”

我追问道：“成立前，学士路校舍是谁的？这么好的地段，怎会空关着？”

陈老师回说：“星远里整条弄堂的房子早先都是一个叫陶星基工程师的产业，后来，国家对房屋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就给湖滨街道拿去了。空关着也是空关，社会上有那么多失学青年，对于街道来说，也是一个负担，成了棘手问题，拿出来做了校舍，解决社会问题。”

筹办中的湖滨初中，虽然有了星远里那座石库门房子的部分老建筑作为校舍，但是，学校需要的桌椅板凳及教学用具从哪里来呢？校方没有资金，众人一筹莫展，幸好，街道办有个人与教育局关系熟，不知何处听说，有公办学校需要更换桌椅板凳，旧家具正好准备处理，不知怎么办？听到消息，大家很兴奋，几经与那所公办学校协商，几位老师自己拉着大板车，七手八脚，将公办学校淘汰掉的桌椅板凳搬了过来，放在空置的房间里。

《杭州教育志》载：“1962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实行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杭州公办初中无法扩容，但小学毕业人数远超公办初中招生人数。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民办初中应运而生，由各街道组织办学，各街道几乎在同一时期创办了民办初中。”

当的学生邱佩佩说：“星远里是一排老式石库门房，学校只占据了其中一幢房子的底层，周围房屋都有居民住着，前面有青石框大门，进去有个小天井，青石板铺地，天井后便是客堂间，人们将客堂间与旁边的两个屋子改建成教室，底屋有三个教室，一个小办公室；在学士路沿街的地方，还有几个教室，路人能听到教室内的朗朗读书之声。校正门被前面的房子堵住了，师生只能从后门进出。后门特小，进屋后，旁边有个小木楼梯上到二楼；楼梯下就是进入其中一个教室的通道。这里原是厨房，搁板太矮，师生进出教室门，需要弯腰低头才行；教室内过于阴暗，白天也必须开灯，教室旁有个小窗，正好是隔壁人家的天井与厨房。那户人家炒菜，厨房味道就会飘进教室；教室的一面另是一个房间，学生可从木板隔成的墙缝里看到另一个房间的活动。”

现在想起来，方寸之地，竟然挤得下一个班级的近五十名学生？

这是一座里弄学校，场地非常局促，没有操场。上级强调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德”是爱党、爱国、爱人民；“智”是文化教育；“体”，即体育，要求学生有健康的体魄。

幸好，离学校不远西湖边六公园的省高级人民法院旁边有块空地，还有现成的篮球架，于是，体育老师方正就带学生在那里上体育课，那块空地就成了学校的操场了。

王士浩老师说：“公办学校教师有正式编制，吃皇粮享受公费医疗。民办学校教师一概没有。湖滨初中在1964年并进湧金初中时，副校长屠瑞芬工资最高，拿35元，其余均在35元之下，多数老师只有20几元。”

王其培老师说：“初时，这所学校是由民革与街道的几个社会青年撑起来的，没有什么经验，创办的事务多，实际上全由王展岑老师操办。只是校内没有党员，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上级调派了一位党员老师过来领导，此人叫沈玉美，调来时，没有具体职务，她是湖滨初中首个党员，大家叫她负责人。副校长屠瑞芬，从一所公办学校——瑞金中学调过来。”

屠老师原在瑞金中学做团委工作。当我（作者）去采访屠老师时，她说：“我到这所学校时，学校已经支撑起来了。过来前，领导答应过，原公办学校待遇不变。对于个人来说，我是一名党员，首要任务就是服从组织上的分配。”

未久，钱美玉老师也来了，正式职务是指导员，大家称“钱指导”，作为学校负责人之一，有了几名党员，湖滨初中党组织的关系就挂靠在开元中学党支部下面。

可以说，师资力量并不比别的学校弱。

其中两位老师是夫妻，顾文均、陈慕蕴，在上海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邯郸师院。

顾文均担任过教导主任，教化学，陈慕蕴是数学老师。两人的长辈都在杭州，老人病了，瘫痪在床，无人照顾。

夫妻听说，急了，一同回杭服侍老人。由此，让他们失去了邯郸师院的那份正式工作，也就没有了收入，湖滨初中将他们请了过来。当然，民办初中没有公办学校待遇，也就失去了公办教师的诸多福利。

成立后，黄展岑担任副校长，也是校务实际操作者，依然上课，教“中国历史”。

一位老师钟再安，在大学读书已三年级了，家里贫困，迫于无奈，辍学就业；另一位老师叫王恭寿，好像历史上有点事，教的是生物与数学。

还有一位老师楼恩泽，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当过国民政府专员。原在街道企业做小工，学校也请了过来，教外语，当时杭州部分中学已经恢复上英语课了。

钱兆成老师在杭州大学读书时得了肺病，校方怕他传染给别人，劝其退学，不得已之下，只好辍学回家。其余二位老师，原在公办学校工作，均出于难言的原因，出走了。一位叫秦伯平，曾在杭四中做总务，负责学校账务，离开四中后，到了湖滨初中仍当会计。

湖滨初中第一届毕业生的班主任王其培老师说，自己原是嘉兴农学院学生，校系调整时，学院迁到新疆，实在难于适应那里的生活，又得了病，不得已返回到杭州，在学校教英语。

各位老师说法基本差不多，虽被当时的人称为“差生”，其实，质量一点都不弱于公办学校。原因很简单，学生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而落选，仅因家庭出身而被“刷”下来。

尽管“文革”尚未开始，所谓五类分子（注3）子女在小学毕业后，很难进入高一级学校，还有的是资本家、小业主，或者，被认为是家庭背景复杂的后代，也难于进入公办学校。

湖滨初中的邱佩佩同学说，自己已经考取了公办学校，只因父亲是个钟表匠，按当时阶级成分的划分为“小业主”，又被刷了下来，才到了民办湖滨初中。

陈老师说得直截了当：“学校招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家庭成份差的优等生，另一种是红五类当中的‘乱头阿爹’（杭州话，指顽皮的学生）。”

《杭州教育志》记载：“（民办学校）教师从社会上招聘，大学肄业，大学病退，大学精简，或者，高中毕业因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升不了大学等，统称社会待业青年。生源是公办中学额满留下来的，也有因出身成份不好进不了公办学校的。校舍是各街道弃用的俱乐部、食堂、手工作坊，甚至耶稣教堂，这些场所非常简陋。课桌板凳是公办学校弃用的破旧桌凳东拼西凑来的。学费不贵，和公办学校相差无几，学校自负盈亏，政府不给钱。学生学费用来维持教师工资和学校开支。”

黄展岑副校长当年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开办这所学校的初衷。在极左思潮弥漫的年代里，黄不仅为一些社会青年或流落在社会上的人找到了一个谋生之地，也为许多学业优秀，苦于出身不好的孩子，撑起一块芳草地，可谓功德无量。

说到教学质量，老师们异口同声地说，湖滨初中生源，在当时的人看来不怎么样，但是教学质量一点都不比任何公办初中弱。第一届毕业生（65届），一半以上毕业生考取了高中，录取率与公办学校持平，并略高于公办学校。那届学生有这样的录取率，成绩应该相当不错了。到第二届（1966届）临近毕业时，遇到“文革”，学生大多上山下乡了。

说到湖滨初中的消失，陈天乐老师说：“到了1965年，教育局为了集中力量办学，当时在西湖边的另一个地方，涌金门的横紫城巷46号，也有一所类似的民办初中，叫涌金初中。校址原先是一所庵堂，后来改成居民食堂。”

未久，原西浣纱路的一所耶稣教堂的房子也纳入了湧金初中。这所学校比湖滨初中规模大，上级决定将二所学校合并，成立涌金初中。

于是，学校在两个地方开课，学士路星远里与涌金门的横紫城巷。

此时，黄展岑副校长年岁已经大了，没有再到合并后的涌金初中。

就这样，湖滨初中这个名称自动消失。至于说涌金初中，文革时更名“杭州红旗初中”，到了“文革”后期，工人阶级进驻学校，又称为“杭州热水瓶厂五七学校”，不过，此名称非常短暂。到了七十年代初，这所学校撤销，教师分配到附近的青春中学等校去了（注4）。

王士浩老师谈到自己的遭遇，说道：“当年我所在的湧金初中搬到仙林桥堍，改名‘红旗中学’。1972年就近并入‘新华中学’，校址在新华路林司后。此校在‘文革’前叫‘杭州工人业余大学’，师生并入新华中学后，教职工待遇有了提高，不仅享受公办学校的工资待遇，还有了公费医疗什么的。自此，教职员纳入教育局直接管理范围，摘掉‘民办教师’帽子，我们才名正言顺成为人民教师了。”

到了1980年，因“文革”停止运作的杭州市总工会恢复工作，总工会辖下的“杭州工人业余大学”要回到原校舍恢复办学。由此，新华中学解散，师生拆分到青春中学、瑞金中学、韶山中学和延安中学去了，校舍归还给总工会。

王老师最后说，就个人来讲，我是当时杭州唯一的一所民办中学青年中学高中毕业生（1958-1961），1964年进入民办湧金初中任教，几经周折，到2001年退休。

2002年，又进入民办育才中学工作，2011年第二次退休。一路走来，高中读的是民办青年中学，又到民办湧金初中教书，从民办到民办。退休后，还是在民办育才中学做事，或许，一生中注定了与民办结缘，茫茫人海，这样的机会，别人可能不多，也为自己庆幸！

本文限于篇幅，只写了几所民办中学及部分师生，或可，窥探到当时民办学校师生的不同经历，了解那个历史时期民办中学来龙去脉的基本状况。

《杭州教育志》《杭州西湖高级中学校友风采录》《百年街坊前世今生》《西湖高级中学校友名录》等。

注1，一九五七年六月教育部文件，我国地广人多，经济落后，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大力提倡群众办学，允许私人办学的指示，杭州办了3所民办中学：青年中学，由原杭州青年文化补习学校改办，校址在望江门牛羊司巷38号；吴山初中，校址在四宜亭2号；皋塘初中，校址在笕桥彭埠。一九五八年又兴建了11所民办初中，有马市、岳王、培新、建国、新华、初中、梅坞、上泗、民联、民力、卖鱼桥，大多不具备办学条件，次年（1959），除了民联、民力、卖鱼桥初中外，其余合并到其它学校。一九六一年建武林、北山、湖滨初中。(摘自《杭州教育志1949-1985》。

注4，一九六四年建了清河、艮山，并将大关与湖墅合并到沈塘初中。一九六九年湧金初中更名杭州热水瓶厂五七学校，同年五月再次改名红旗初中（摘自《杭州教育志（1949-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