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七月在文澜阁重建竣工前夕，丁丙建议“拟将旧时所收残书仍藏阁中，以备诸生泛览”，并提议沈灿主掌管之责。此议得到政府批准。同年重建文澜阁及附属工程全部竣工。十月初六日，负责重建文澜阁的应宝时、丁丙向浙江布政使送呈《修阁工竣请委员验收呈》；十月十六日浙江巡抚谭钟麟向朝廷奏报《修复文澜阁请颁给御书及〈平定粤匪方略〉并奖励绅士片》，这意味着文澜阁的新生和库书残编的回归，在浙江、杭州的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谭钟麟像

应宝时、丁丙的《修阁工竣请委员验收呈》，内容一为呈报修建西湖康熙行宫头门及围墙、临湖大牌坊、文澜阁暨平厅走廊及抄补谭钟麟捐献文澜阁之《古今图书集成》缺册经费等，鉴于康熙行宫及圣因寺两处御碑多有损裂，文澜阁前花树、匾额、对联等，皆在追加修缮费以后始行扶砌补植，“若再加请经费，事涉烦琐”，丁丙表示所不足之费，均由其承担。内容之二是：

所有旧存杭州府学尊经阁《四库全书》遗册一万余本，又钞补《古今图书集成》五千二十册，并职丙家《钦定全唐文》一千卷一律恭移，分三十二橱珍藏，交宪派管书董事沈灿收掌。

▲杭州府学图

这份呈文表明，光绪七年（1881）十月初六日前暂贮于杭州府学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残编及谭钟麟所购赠的《古今图书集成》已全数搬迁完毕。搬书过程，据张大昌《丁松生先生六十寿言》（见《宜堂类编·寿言》）称，阁成后“恭事移归，担负络绎，赁湖舫以达孤屿”。清杭州府学在今杭州劳动路南端（劳动路旧为运司河，民国早期填河改路），运司河南端东西向有流福沟通清波门，运司河北向通涌金水门，当于清波门或涌金门赁湖舫运抵孤山文澜阁。

这份呈文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文澜阁库书残编数字为“一万余本”，当包括丁氏兄弟乱平后于城乡收购之本、同治九年（1870）命侄丁立诚偕吴兴（今湖州）朱东皋赴四明所访购之数十册，及十三年（1874）丁申在嘉兴收购之元释圆圣《牧潜集》两册在内。还包括《古今图书集成》残本六百七十三册在内，故库书为八千三百八十九册。二是丁丙为充实文澜阁藏书，将家藏《钦定全唐文》一千卷捐阁贮藏。文澜阁旧有《钦定全唐文》之藏，系嘉庆二十四年（1819）朝廷颁藏文澜阁之书，此书已全毁，故丁丙捐之。

▲光绪皇帝像

文澜阁修复及库书残编入藏后，浙江巡抚谭钟麟于七年（1881）十月十六日上折光绪皇帝，其一为“当日阁名系高宗纯皇帝御书，可否仰恳圣恩，颁赏‘文澜阁’三字，俾壮观瞻”；其二为“浙省乱后”，各府县志荡然无存，现虽设局补修而文献无征，惟恐“庚辛之变，纪载失实”，故请“特恩颁给《平定粤匪方略》一部，尊藏阁中，庶修志者有可查考”；三为表彰丁氏兄弟，除奏报丁氏兄弟抢救库书、兴复文澜等善举外，又说“查丁丙为大学士左宗棠抚浙时保举知县，隐居不仕，杭城善举悉赖以经营，直隶、山西两次赈捐出力，均坚辞奖励，不求利禄，淡泊可风”，故请求光绪皇帝天恩“准将五品衔、候选主事丁申，加四品顶戴以示鼓励”（《文澜阁志》卷上）。以上三事均经光绪皇帝批准，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颁发文澜阁匾额，后又颁武英殿本《平定粤匪方略》等，其上谕称：

谭钟麟奏修复文澜阁，请颁发匾额、《方略》，并将搜求遗书之绅士奖励等语。浙江省城文澜阁毁于兵燹，现经谭钟麟筹款修复，其散佚书籍经绅士丁申、丁丙购求藏弆，渐复旧观，洵足嘉惠艺林。著南书房翰林书写文澜阁匾额颁发，并著武英殿颁发《平定粤匪方略》一部，交浙江巡抚祇领尊藏。主事丁申著赏四品顶戴以示奖励。钦此。（《文澜阁志》卷首） 

▲文澜阁

光绪皇帝所颁之“文澜阁”匾额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原悬挂文澜阁外正中，民国早期文澜阁《四库全书》移贮新建之浙江图书馆，自此阁与书分开。

在整个文澜阁重建过程中，作出贡献者主要有谭钟麟、丁丙、应宝时、邹在寅四人，兹简述之。谭钟麟以巡抚之尊，对决定重建文澜阁及筹划经费、请朝廷赐匾额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谭钟麟为官所至重视文教，后调任福建，仍关心文澜阁藏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福建购得乾隆间所印武英殿聚珍本丛书送杭，丁丙遵其命，藏于文澜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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