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经亨颐在《杭州回忆》中写道，他来浙江一师上任时是穿着西装跪在孔子像前的，日本教师也跟他一样跪拜，只不过日本教师在偷偷地笑。这个细节一方面说明传统势力还很强大，另一方面也说明经亨颐一开始也是要入乡随俗的，他只是慢慢地在积蓄自己的能量。直到1919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他的改革才得以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实践也证明了，破是容易的，立是困难的，在这破与立的博弈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经校长的四项改革措施。

▲经亨颐

经亨颐的第一条改革措施就是教员专任制。

看有关民国的回忆文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些稍有名气的老师，像李叔同这种是不用说了，就是中学老师也有在好几个学校兼课的，经亨颐认为此种现象，教师只是对课目负责，而不是对学校负责，更谈不上对学校的忠诚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经亨颐反思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学校对教师的聘任都是一年一聘或一学期一聘的，老师有朝不保夕之感，于是“狡兔三窟”，既可多赚钱，也可东方不亮西方亮。其实经先生早就看到此种弊端了，一直想改，但一直改不了，为什么？因为这涉及每个老师的切身利益，这就需要大致了解当时教师的年收入是多少了。从经亨颐为春晖中学制订的计划书可以看出，专职教员的年工资是700元，书记是300元，校医是180元，附小老师是240元到300元不等，后勤员工为180元，而门房只有84元，以这个标准来参照当时浙一师教师的工资水平，应该是相当的。需要补充的是，“计划”中春晖中学校长的年薪是1200元，教务长是1000元。

另一个数据是，据曹聚仁的回忆，他当时读师范时的膳食费已经不能享受全免，只能半免，那么半免之后还得交多少呢？是18元，这18元相当于他们家10亩田的收入，或者得卖掉30担新谷才能换来的，当时的物价以1918年为例，上海1市石（120斤）粳米的价格是6.62元。由此可见，当时教师的工资还是颇高的，那种到处兼课的，每月大约也就30元左右吧。如果每个学校30元，那在两个学校兼课任教，则底线即可保证每月有60元的收入。鲁迅当年在北京也是到处兼课，徐志摩婚后也打了好几份工，都是为了谋生计。

从经亨颐日记来看，他对施行教师专任制方面投入的精力是颇多的，但施行起来却困难重重。早在1917年2月10日的日记中，经先生就写道：“下午3时，至教育会开校长会议，余有教员专任之提议。”同年3月1日到3月10日的日记中经亨颐4次讲到专任制。

推行教师专任制，须对教师发专职聘书，且规定每周一开教师例会以定夺学校大事。经亨颐认为这个教员专任制是对教师限制和信任的互为因果，表面上看是限制了教师兼课的自由，但从更大的程度上来说是信任教师，也是真正把教师当人看的一种做法，因为这是让教师吃下了定心丸。这里没有数据支持说明专职前后的薪水情况的对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一定是提高了收入比例的，但至于说提高了多少，有没有提高到教师可以不去赚外快了，还是不得而知的。因为越是优秀的教师，在外面兼课就越容易。我看经先生的日记，在1919年他自己还在“法政学校”兼课，每周一次，校长尚且如此，教师哪有不找外食的呢？但是不可否认，教师专任制的确是对当时学校用人制度的一种改革。

既然是改革，就必定是艰难的。据1919年3月24日经亨颐日记所记：“谈本省教育经费，8年度共140万，较去年增加10万，而专任制犹未能实行，为之怅然。”

这告诉我们两点：第一，专任制是需要财政拨款才能实施的；第二，直到1919年3月26日，专任制也没有完全实行。两天之后的日记中，经先生又写道：“又至教育厅，为商专任制事，因闻预算之关系，又将作罢。省垣各校不假此名义，永无整顿之希望，请其积极进行。”

从以上的日记可以看出，经亨颐对教员专任制也有无奈和叹息，但还是坚持不懈。经校长是将此当做一桩事业来做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腾头脾气”，即我们所说的浙东绍兴人的倔脾气。

1919年9月教师专任制总算成功了。其间经亨颐为了专任制可谓想尽了办法，对上要去跑经费，说白了就是要增加教育预算经费；对省内同类学校呢，是希望能够参照执行，以免标准不统一，而招致多数人的反对；对校内老师又是谈话又是请吃家宴，特别是对骨干老师，可谓是密谋再三、交心交底啊。

经亨颐在浙江一师的第二条改革措施就是学生自治，并颁布了诸多自治大纲，这也正是后来闹出学生风潮的渊薮，同时又是风潮能得以和平解决、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一个重要保证。那时经亨颐的意思是说，让学生自治并不是指学生已经有能力了，而是要培养他们这种自治的能力，且教师必须担负更多的指导责任，这是以人格教育、国民教育为出发点的——所以是非常超前的，看今日的学校教育，恐怕远远没有达到。经校长还专门作了学生自治歌，教大家在学生自治大会上来唱，时为1919年11月16日：

不知人生，哪知自治？自然淘汰误至斯。

禽兽草木无理性，山川风月无意志。

教育为何治何为？理性意志各自治。

后来大名鼎鼎的曹聚仁就做过一师的学生自治会主席，不过基本已是在风潮之后了。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学生自治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禁烟有成效了，学生管学生，比老师管学生有用得多；第二是学校膳食管理也较以前更为民主和进步了，因为师范生都是吃公家食堂的，即都是集体用餐的，食堂烧什么大家就吃什么，全是大锅菜，学生对学校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是对食堂的不满。因为学生自治，学生参与膳食管理，既知道了市场的物价，也知道了这一日三餐的难处，于是学生的心态平和多了。这里面甚至包括膳食费都要交到学生自治会那里的，因为后来膳食费只能免一半了。第三便是请假制度，学生自治会规定每日的下午5点到7点可以请假出校，经亨颐后来自己也说，新规定之后他发现跑出去的学生反而少了，本来周三下午是放假，在本城的学生如果回家是可以不必当晚回来的，但是自治会规定必须当晚就得回来，这让经校长觉得学生管学生反而更严了。

实际上经亨颐的这两招，教师专任制是对教师严，让教师有忠诚感；学生自治是对学生严，《杭州回忆》中他就讲到这一点：“我平时对学生并无何种特别手段，而且决不主宽，是极主严的。所谓主严，不但对学生，自己办事上首先主严。”经亨颐之主严，主要是讲入学考试，每个学生都经他的手招进来的，报名人数和学额差不多要20：1，无论何人送来的条子一概不理。而在经校长主严的背后，我们却看到了他对学生的仁慈和宽容，甚至到了有点无奈的地步。1919年1月4日他在日记中讲到对违纪学生处理的态度：

4时，开校务研究会。余表示嗣后管理学生勿以除名为结局，凡以此事相请者，概不遵办，革去执法校长之心理……学校以外不良之青年，尚有教养之必要，以学生而放于社会，或斥至他校，恕之谓何？教育本务之谓何？

经亨颐在这里提到了对学生的除名是违背“勤、慎、诚、恕”校训中“恕”之原则的。其实经校长的这种思想在他的日记中处处可见，如1918年12月21日的日记：

赓三闻学生背后之谤，要求积极办法。余以为不必计较，对学生无曲直胜负之可言，仍宜以训谕开导，勿效从前滥用权威，大背教育之本义。而其他职员亦有悻悻者。余故以“人师之患”使若辈反省。唯丏尊与子韶较明事理。今日言教育，难矣哉！

1918年12月27日，经亨颐在日记中又写道：

曹显曾、徐文虎不得已照章除名，季锡澍，暂令停学。师学校不幸，管教无方，反躬自愧，应如何研究以图完善，先深思原因以志吾过，教育洵不易言也。

由此看出经亨颐之反省精神。

经亨颐的第三条改革措施是改革国文教学，废文言、教白话，这是非常革命的事情，也是遭封建遗老们攻击颇多的“罪行”之一。因为教师专治和学生自治，说到底还是学校的内政，而老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这可是大问题了。经亨颐提倡教白话文，但当时连白话教材都没有的。1919年10月，经亨颐规定一师和国文科的教授一律改用白话文，同时采用注音字母。他聘请的新派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到浙一师任教，他们和夏丏尊一起进行新教材的编写，选了大量的流行的时文，这4位教师后来即被称为浙一师的“四大金刚”。“金刚”有了，那么经校长是什么，大家就一清二楚了。1919年秋季开学之时，学校里来了一些新派教师，同时也走了几个老派的教师，像单不庵和陈子韶就走了。单先生是讲宋明理学的，原来施存统和俞秀松也都是他的学生，包括曹聚仁最为敬佩的恐怕也是单大师，他后来在文澜阁（浙江图书馆）的工作，就是单大师给介绍的。陈子韶也是南社的成员，学养颇深的。

查经亨颐日记可以得知，“四大金刚”中除了夏丏尊是老资格的一师教师之外，其他3位在一师的任职时间充其量只有一个学期到一年，但是仅一个学期，就让一师的国文教学出现了新的气象。

其中的刘大白，可能是经亨颐最早认识的，1918年3月24日的日记中就有这么一句：“初晤刘大白。”到了1919年，刘大白的名字在经亨颐日记中出现的频率便渐渐多了起来，包括他咯血生病的记录，包括7月8日所记：“访大白，允就本校国文教员。”此前刘大白只是做青年团和《教育潮》的编辑，这一点在1919年4月28日的日记中提到过：“与大白、仲九商洽《教育潮》编辑事。”

1919年4月30日——浙江省垣青年团内部组织已就绪……大白为编辑兼文牍。

北京大学之暗潮次及吾浙，亦本校之光也……下学年国文教授有革新之望，须及早物色相当者任之。余嘱意沈仲九或张瞻，未知能否如愿也。

大约后来不能如愿，便有刘大白、陈望道和李次九的介入。所以当7月8日大白答应后，便有7月16日在上海“访沈尹墨，介绍李次九为本校国文教员”，也便有19日“访大白，询李次九品学”的记录，到了8月6日又有“晤陈望道，面允就本校国文教员”。

短短一个月时间，经亨颐就搞定了3位国文教员，再加上得力干将夏丏尊，白话教学、国文改革的师资框架已经搭起来了。经亨颐本人也颇为兴奋地在8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初试白话文，付《青年周刊》。”他自己都身体力行了。

经亨颐的第四条改革措施是试行学科制，这就是在今天的大学中已经普遍实施的学分制。他认为，一个学生一门考不及格就要留级，并且他什么功课都得从头学一遍，非常无趣，所以想推行学科制，但后来因为发生了风潮，这学科制并没有能很好地实施下去。倒是姜琦继任之后，又将之落实了下去。

四项改革中后来被官府当做把柄的，主要是白话文改革。其实这种改革本身是体现一个与时俱进思想的，因为不久之后，白话文已经完全替代了文言为主体的国文教材，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经亨颐那个阶段的日记和讲话训辞，其实还是半文不白的形式，不像他写于1937年的《回忆杭州》，那才基本是白话文了。经先生自然是古文功底深厚的人，包括他给浙一师定下的“勤、慎、诚、恕”四字校训，皆是从《论语》和《中庸》的著作中来的，而且他还将之发挥和弘扬。

在经亨颐的诸多改革中，今天看来其实也有不那么与时俱进的动作，包括他要将师范五年制改为四年制，其中压掉的一年，就是要大大压缩外语课，因为他觉得师范主要是培养小学老师的，光靠这一年半载的外语是不能出去教学生的，所以还不如给压缩掉，这在当时是出于实用的考虑。

当然，四项改革只是一个公认的说法，而照经历者曹聚仁的意思，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后人都不太愿意提及的，即“考试制度的废除”，这是和“学科制的试行”连在一起的。曹在《非孝的故事》一文中说：第一师范的校风，本来是非常严肃的，学生除了埋头读书以外，什么都不许动。那时，舍监和级任先生还有一种武器来制我们的死命，那武器就是操行；随你学业成绩怎样好，要是操行不及格，你还得低头爬一年，因此谁也不敢动……”而在一师这样一个剧变的氛围里，不仅学生在变，如以前崇拜单大师的施存统和俞秀松变得激进和革命了，连老师也在变化，如“极端严厉的体操教员胡公冕先生，这时翻然改变，成为社会运动的急先锋……”（曹聚仁语）

废除考试，或者说叫考试制度的改革，这肯定是诸多改革措施中的应有之义。以“一师风潮”中的湖畔诗人们为代表，汪静之等人能那么倾心于诗歌创作，这一定与功课压力小，包括考试压力小有关的，但废除考试一说又过于敏感，所以在关于一师的相关回忆中，很少有人提及此，这是需要特别指出的。

经亨颐的教育理想远远不止这些，包括他要创办浙江大学的计划，就是因为当时的议员不答应而一再搁置的。作为浙江教育会的会长，他对全省教育的贡献，显然不是一篇文章所能罗列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