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卢沟桥战事发生，我正在印度华尔大圣雄甘地家里。祖国长期受日寇侵凌，至此居然能举国奋起，对日寇作战，我感到非常兴奋。以后南京、广州、武汉相继失陷，我决心投笔从戎，回国请命，乃于1939年2月间从加尔各答辗转到了香港，再乔装打扮成纸业商人抵达上海（因为父亲是纸商，在上海有纸行，营业远达香港），穿过敌占区回到萧山故乡。在家稍事逗留，即去金华（当时国民党省府迁移至此），被国民党省府主席黄绍竑聘用。

▲魏风江

这一年的三四月间，周恩来同志来金华视察。到的这天，国民党省府召集高级官员，在金华七中大礼堂听取他的报告，我也在场。在这次报告会上，周恩来同志着重阐述了当时国际形势与我国抗战的关系，分析了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对峙的局面。他的结论是：英、美也是帝国主义，暂时与轴心国德、意、日发生利害冲突，勉强排在和平阵线的队伍里，但无诚意援助被侵略的国家，我国抗战必须依靠上下团结，合力斗争，才能驱逐日寇，转危为安。

对于周恩来同志的精辟论述，我前所未闻，极为感动。他在开头讲的两句话“贡献给各位，报告给大家”，我至今记忆犹新。他的嗓音清脆响亮，有一鸣惊人之势；他环视听众，两眼炯炯有神。我立即想起美国有名的女记者史沫特莱在加尔各答对我讲过的一句话：“中国共产党里有许多卓越的人才，周恩来是其中最了不起的一人！”

听报告后的第二天，黄绍竑特邀省府10余名人员，来到金华郊区罗店他的家中，与周恩来同志会面，我也在被邀之列。在罗店一座小丘上的平屋里，举行了一个茶话会。周恩来同志致词，意在征询各人对政训问题的意见。与会者先后讲话。我发言的主要意思是：政训要具有教育的意义。无论是部队对士兵的政训还是政府对人民的政训，都要依据教育的原理去做，要实行“爱的教育”。我的发言受到周恩来同志的注意，被认为颇有新意，值得重视。黄绍竑便介绍说：“他是印度国际大学毕业的，是大诗人泰戈尔的学生。”周恩来同志即向我颔首微笑。他说，目前部队中仍有打骂作风，政府中人，官僚气重，使人民望而生畏。因此，他认为我想把泰戈尔“爱的教育”的思想实施到政训工作中去，这意见是有道理的。

听到周恩来同志的赞扬，我喜不自禁了。我自庆有幸见到这位蜚声中外、洞察一切、富有魅力、平易近人的革命家，觉得决不可错过与他接近的机会。于是，在休息的间隙时间里，我坐近他的身边，向他表白仰慕之意。周恩来同志对我说：“看看你们的简略履历，在座的大都是军校或政校出身，只有你是印度大学毕业的，这就是你的特殊性。”他向我询问在印留学的情况和今后的打算，了解诗人泰戈尔和圣雄甘地的为人，了解印度的独立运动。我一一作了回答。在交谈中，周恩来同志说，看目前抗战形势，日寇有封锁我沿海的企图。我国将来必须向大后方发展，并准备大力打通与印度、缅甸的交通，从印、缅方面取得国际援助。中、印两国人民交往很重要，看来中、印关系必将更加密切。他鼓励我说，你在印度留学五六年，必有广大师友，可以在沟通中、印文化，增进中、印人民友好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我听了周恩来同志的教言，非常感奋，就率直地向他表示愿意永远追随他。他说，暂时在浙江做些工作，也是对抗战作贡献，可以从缓考虑以后的进退。

不久，在金华出版的一种叫做《抗卫》的月刊上，我发表了一篇题为《政训工作与爱的教育》的文章，记述了周恩来同志和我的谈话。这篇文章曾引起很多人的兴趣。但曾今可却对我说：“你的文章中提到周恩来，恐怕你以后的日子不大好过了。”果然，我不久就被迫不得不离开黄绍竑，到当年迁移在武义的绍兴稽山中学任教去了。

这次幸福的会见，时间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但当时情景还历历在目，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我的教诲和期望，更铭刻在心。我一定要以有生之年，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