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城的太学，打建校以后，一直让凤凰山垂拱殿上的权贵们挠头。尤其理宗的淳祐年后，一说起太学生，便让权臣们声起色变。为什么？太学生初生牛犊不怕虎，闹学潮啊，一直闹到“虽宰相台谏，亦直攻之”。

要说这一个“攻”，也不是“讨个说法”的中国式“自慰”，而是“使必去”，要他下台。当然，这指的是皇帝下面的宰臣，所以，一闹一个准，往往所指的宰臣十个里有八个要下台。更甚的是，学生们还直接敢“与人主抗衡”。“人主”指谁？就是皇帝。太学生敢与皇帝论理，这在专制的帝王时代很难想象。

太学生的这一种使权贵“畏之如虎狼”的行为，一是说明当年太学受重视，二是说明南宋的舆论氛围相当宽松，宽松到了权臣们都引以为畏。连理宗皇帝都要提醒身边的史官，直笔记录本人的言行可以，但绝对不能散发“副本”。理宗最担心的，也就是太学生起哄。

这其中的缘由，得从建校说起。

绍兴十二年（1142）四月，赵构起用“温州教授”叶琳的上谏，颁发圣旨，在空置不用的岳飞府邸建起了国家大学——太学。这个月，也是金国传来归还河南等地，送回赵构的生母，以及徽宗、邢皇后灵柩的时期，赵构认为“绍祚中兴”的机会终于来了。

绍兴十四年（1144）三月，赵构“幸太学”，颁发“手诏”，说出了自己“乐育详延之诚意”，希望这里能培育、引进更多的人才。这一天，赵构和随从的朝臣们一起坐了下来，做了一回学生，听了一堂讲课。赵构“首肯再三”，点头称赞，听课完毕，还查看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场所，“徘徊久之”。

赵构的重视，还不仅仅在于视察，回到皇城，他亲自动手为太学生书写学习教材。这就是后来在太学“首善阁”供奉的御书石经，一共有《易》《诗》《书》《左氏春秋》《礼记》五篇，以及《论语》《孟子》《宣圣七十二贤赞并叙》，高宗的儿子孝宗为此还题写了“首善阁”的匾额。

按《西湖游览志余》卷二的说法，赵构在书写这些书经时，每天要写到手腕发酸，“翰墨稍倦”，又让吴皇后“续书”。高宗赵构尚且如此重视，后来的皇帝谁还敢轻视太学？据《宋史》记载，高宗以后，除了光宗这一个精神病患者没去太学视察外，孝宗、宁宗、理宗、度宗都郑重其事地去过太学。

▲南宋太学石经，宋高宗、吴皇后手书“四书五经”作为太学课读范本的刻石。现存于杭州碑林

赵构对太学的定位与北宋的太学大不同，赵构完全是按照“政治”大学的要求来兴办的。将北宋太学中的算学、律学、画学、医学等科全都划出，成立了专门的机构院校，比如，望江门建了画院，算学归入了太史局，医学归入了太医局。太学的东面，还建了一个武学，皇室子弟有专门的宗学。绍兴二十八年十二月，还在凤凰山皇宫增建宫学，以方便官廷人员对礼仪的学习。

这一划分，太学生的就业趋向就十分明了，说不定，一不留神，某一个太学生就会成了气候。朝廷的官员谁敢随便得罪他们？想当年秦桧也只是太学的一个老师，从课堂走向政坛，学生从仕后的政治资源，凭空就要比一般官员多出许多。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太学生大多是沦陷区的流亡者，以及后方的平民子弟。绍兴十三年（1143）六月，太学刚开始招生，才三百学生，没几年猛增到了近千。嘉泰三年（1203），虽然招生不足一千，各地报考者多达三万七千，还都是满怀雪“靖康耻”的知识青年。刚入学时，天地不怕，一听到有害于收复失地的信息，立马热血沸腾。

最后一个原因是学制。这一说，话就长了，咸淳四年（1268），太学在籍的学生有一千七百十六人，下设十三个“斋”（教室），一个“斋”将近一百二十个学生。这一年，太学中上舍生有三十人，内舍生有二百零六人，外舍生一千四百人，国子生八十人。

太学生学制实行的是“三舍升级制”，新生入学称“外舍”，一年后考试合格为“内舍”。“内舍”学制两年，成绩优良的升“上舍”，“上舍”也是两年。算一算，太学生最起码要读五年才能毕业。这一毕业，成绩优秀的“上舍”生，能与科举出身的状元同等，由皇帝召见授予官职。中等的“上舍”生，可以免去科举考试，同等于进士。下等的“上舍”生可以免乡试，直接应试进士。

我们暂且不说国子生，这些都是出身贵胄，至少是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是太学中的高干子弟学院。这些学生哪怕没有前程，靠了父母也可以承荫袭爵。

苦的是一批平民太学生啊，算一算，一千七百十六个学生中，上舍生才三十人啊。考进去的多，考出来的少。为什么？学课难，考试严，多数太学生毕不了业，继续在太学里读下去。虽然吃住不愁，读到头发胡须全白的也有，但肚里的怨气随了资格是越来越大。每到除夕祭祀，太学生的供品也是相当的奇特：“枣子、荔枝、蓼花”，取一个“早离了”的谐音；中间放一盆鸭脚，以酒沃（浇）之，谓之“侥幸”。其中的怨气，不言而喻。

▲南宋绍兴十八年殿试策题和同年名录

这些太学生，平时就相当地桀骜不驯，借酒泄恨、旷课逃学是常事，学官也管不过来。某天，“率履斋”的学生会餐，有一个学生“歌唱声喧”，“直宿学官”要“甲头取问”：这是读书的学校，不是唱歌的场所，要喧哗者报上姓名。这学生就报了一个已经去了富阳的学生名，结果，害得那个在富阳的学生遭了处罚。

也就是太学生，使得临安城多了一股新鲜的政治空气。秦桧在位，朝廷中谁敢不低头称是？就太学生邪了，不但没把秦桧放在眼里，而且直接敢“与人主抗衡”。有一个叫张伯麟的太学生，明确反对在金兵节节败退时与金国和谈，他在临安城书写标语：“夫差尔忘越王杀尔父乎？”借了春秋时夫差忘了其父死在勾践手里，而放了勾践，结果自己死在勾践手上的故事，讽刺赵构的对金政策。秦桧派人逮了张伯麟，“杖脊刺配吉阳军”，用棍棒杖打背脊后，再在脸上刺字，发配外地。

秦桧死后，余党汤思退没被高宗清退。汤思退后来在孝宗手上为相，力主议和，不敢上淮河前线，被罢了官，押赴永州管制。太学生陈观等七十二名学生“伏阙上书”，在丽正门前跪伏，“请斩汤思退”。汤思退在赴永州途中听说此事，被吓得“忧惧而死”。

综观南宋几朝权臣，不怕太学生的，大概就是武将韩侂胄了。有一个太学生叫敖陶孙，是个上舍，喝了几壶白酒，在三元楼酒家的屏壁上赋诗说：“左手旋乾右转坤，如何群小恣流言。九泉若遇韩忠献，休说如今有末孙。”韩忠献是韩侂胄的曾祖、也是北宋的一名抗金名臣。敖陶孙纵完酒，那写诗的屏风就让人担去举报了。敖陶孙走到楼下、捕头就来了，敖陶孙赶紧换了酒保的衣服，持了酒具下楼。他与捕头交臂而过时，捕头问：“敖上舍在否？”对曰：“方酣饮。”

这敖陶孙出了三元楼酒家，也不要这“上舍生”的名分了，连夜逃亡福建。其实，从《宋史》上看，韩侂胄还真称不上奸臣，只能算是权臣。有人送了韩侂胄四个夫人各一顶凤冠，韩所宠幸的十个婢女放不平了，临安府一个姓赵的二把手得知后，马上送去十顶。结果，这姓赵的郡守很快升任工部侍郎。

一天，赵侍郎和韩侂胄去郊游，韩胄称赞完风景后，说“但欠鸡鸣犬吠”。这赵侍郎很快钻进草丛装起了狗叫，搞得韩侂胄“大悦”。就这么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将朝臣们搞得跟儿子一样，连宁宗皇帝都惧怕七分的韩侂胄，太学生也拿他没有办法，只是在背地贴贴小字报而已：“堪笑明庭鸳鹭，甘作村庄犬鸡。一日冰山失势，汤燖（开水去毛）镬煮刀刲（割取）。”骂谁？也只有骂骂赵侍郎之流，执政的不按常规出牌，知识分子也是看重脑袋的。

端平年后，理宗亲政。据《宋史·宰辅年表》载，仅理宗在“端平更化”时期，就任用过三十七名宰执（枢密院与三省的首席执行官），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太学生的学潮。

淳祐元年（1241）正月，理宗前往太学视察。当他看到太学的厅堂里挂着王安石语录时，大为光火。理宗说：“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语为万世罪人，岂宜崇祀孔子庙堂？合应削去，以正人心，息邪说。令国子监即日施行。”看来，太学生们以往的作风，还真是承了王安石的遗志，想改革“祖宗”的既定方针了。

理宗的指摘，依然没有使太学生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有所收敛。周密《癸辛杂识》中有一篇《三学之横》，说的就是理宗时的学潮。当时，不但是太学生，就连太学东面的武学、宗学也都受了影响，被时人称为“三学之横”。右丞相丁大全为此重修了“丙辰监令，榜之三学”。但这一“榜”，反惹怒了“三学”，加之丁大全名声本来就臭，与当时的太监近侍董宋臣狼狈为奸，被临安人称作“丁冬”。“三学”的学生一起闹事，结果连丁大全也被掀翻了。

在南宋史上，能玩转太学生的，算是贾似道了。贾似道极有心计，他在将度宗玩得团团转的同时，也将太学生玩得不亦乐乎。常常给太学拨款，提高膳食待遇，很讨太学生欢心。太学生们“啖其利而畏其威”，对贾似道的祸国殃民．也就“噤不敢发一语”了。

等到贾似道要挟度宗提出辞职时，太学生们居然还“上书赞美，极意挽留，今日曰师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无一人敢指其非”。一直到了贾似道硬着头皮督师出征抗金，以至“鲁港溃师”，太学生们才如梦方醒，纷纷起来声讨，但事到此境，为时已晚。学生的激情再盛，毕竟资格太嫩，玩不过有心计的权臣。

但是，太学生的“借秦之喻，动以坑儒恶声加之”当权者的激情，在与权臣的抗争中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尤其是敢“与人主抗衡”的勇气，受到了有识之士的赞誉。孝宗的儿子光宗，几个月没去重华宫向生病的孝宗问安，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上百名太学生为此来到丽正门前，上书要求光宗“过宫”，去看望孝宗。为此，太学生们在街头贴出了小字报《拟行乐表》：“周公欺我，愿焚《酒诰》于康衢；孔子空言，请束《孝经》于高阁。”《酒诰》与《孝经》都是劝人忠信孝悌的文字，现在只有在大道上焚烧，或束之高阁了。搞得光宗只有干瞪眼。南宋临安还真有那么一点民主氛围。

太学生最后的噤声是在淳祐十一年（1251）郑清之当宰相的时候。某日，朝议，臣僚们对太学生的意见太大，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一是“多无检束”；二是群居，以个人的喜怒攻击朝廷官员；三是阻挠行政执行；四是欺骗民众，诋毁朝臣。于是，理宗要求临安府的赵京尹和国子监的学官拿出办法。

办法出来，决定从当年七月份招生开始，按照“旧比分数”招收新生。怎么个“旧比分数”，文字不详，估计是让各州学、庠学按比例招收本籍的学生，减少太学的外籍学生。

本来这工作进行得好好的，正巧，一个林教官说话失口，被太学生抓了把柄，又闹了起来。没办法，校方只好答应太学新生的招收，“一半取土著，一半取游士”。大概，当时的土著——杭州人和现在一样，也是安于现状，老实守纪。

没几天，宰相郑清之和理宗说起此事，理宗光火了，他说：“近来名州都在试行新法，正好遣散太学中的游学之士，临安府凭什么还要招收外方之人？”临安府的赵京尹害怕了，不得不强制措施，限期外籍学生出走。太学中一时贴满了大小字报：“斯文将丧，呜呼天乎！吏议逐客，呜呼人乎！乘桴浮海，呜呼圣乎！遁世无闷，呜呼士乎！”“校存知必毁，书在已如焚！”

当时也有朝官出来说好话的，恰好贾似道硬了头皮出兵淮河一线，无中生有发来一奏折，说临安太学中有游士想“渡淮投北虏”。于是，那些为太学生说好话的朝臣，被理宗拒绝了。

南宋太学初建的时候，朝廷相当重视，拨地的范围很大，含了岳飞的府邸，西面接近大理寺，东面一直要到现在的众安桥。绍兴十二年，地址选定以后，有两个道士从此地走过，一个说：“好地方，必出人才，可惜就是不会出宰相。”另一个说：“要是再往东一点，状元、宰相都会有。”结果，到了记载此事的《宋状元录》出版（大概是庆元五年，即1199年）文字说：“至今五十五年，凡十八榜，由太学擢第者几（近）二千人，侍从、执政不可胜数，而未有真（宰）相。”

▲位于延安路的民国高等法院旧址，南宋时，这里曾经是岳飞府、太学的一部分

田汝成说得更邪，太学在建造教室时，工匠们是按学校的鸣鼓声为吃饭时间。有一个山东过来的刘姓老人，瞎子，他听了鼓声问：“这是什么地方？听鼓声好像官气很旺。”匠人告诉他是在建太学。这刘瞎子说：“听这鼓声，此地不出宰相，但永无火灾。

嘉泰年间，太学出来的陈自强在韩侂胄的支持下有当宰相的想法，祭酒（礼部主管人事的官员）也想拥戴陈自强，受了“太学的鼓声不能出宰相”说法的影响，故意说太学的鼓坏了，要重新鞔（mán，蒙）一张皮。于是鼓声暂停，陈自强也真的官拜宰相。这一下，连太学置鼓的那座桥也被改成了“鞔鼓桥”。没多久，“韩侂胄败”，陈自强也被“尽削在身官职，窜死岭表，诏藉其家，殆与庶民同”。这一惩处，也就破了太学出宰相的特例，几乎就是没出过宰相（“是犹不出宰相也”）。

如此编派南宋的太学，看来，历代文人对南宋太学生的“犯上”，持肯定态度的还是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