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杭州的宗教信仰--杭州文史网

内容摘要：宗教信仰是一种文化表征。人们的宗教信仰，无论是上层人士，还是一般大众，从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他们内心心灵世界的一种倾向。民国时期杭州各种宗教流行，但佛教和道教占据主导地位。民国杭州宗教信仰对杭州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在旅游及慈善组织和慈善文化的兴起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宗教信仰是一种特殊现象，其与民间风俗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宗教活动一方面成为民间生活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又在较深的层面影响到了民间的日常生活。在杭州，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宗教与经济上的特殊关系，民国时期杭州各种宗教流行，主要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

弘一法师（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就说到：“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民国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游记《玉皇山》中也感叹地说：“杭州西湖的周围，第一多若是蚊子的话，那第二多的当然可以说是寺院里的和尚尼姑等世外之人了。你若上湖滨去散一回步，注意着试数它一数，大约平均隔五分钟总可以见到一位缁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士女的中间

据1932年调查统计，杭州市共有僧尼3298人，其财产有：田，4634亩6分零7毫；地，389亩；山，3457亩6分；荡，305亩；房屋，145所，计437间；凉亭，5座；戏台，2座；楞严坛，1座。此外，尚有寺院676所，其中德孝将军庙，于民国12年（1923）办有益新小学1所。每届香汛，四方信徒来杭进香者，摩肩擦踵，川流不息。仅城隍山各庙宇，每次香汛，单锡箔灰一项收入，已达三千余元。其他香烛黄纸等费，至少亦在两三倍以上。灵隐寺全年水陆道场收入，总在五六万元以上。这是民国年间杭州佛教的鼎盛时期。此后，杭州佛教日见萧条，大多寺庵处于自生自灭、荒芜颓败之中。杭州僧尼，抗战胜利时为1873人，解放初有1647人，1952年有835人。此外，解放初杭州居士最多时有750余人，有近70人留发住庵，散居社会的居士难以计数。

著名画家林风眠1928年曾在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校并任校长兼教授。他在《美术的杭州》中道出了杭州寺庙为何这么多的原因：“杭州西湖之寺观林立，正是杭州西湖比别的地方更为富于天然美的证明。”因为杭州风景好，所以杭州寺庙多。天下佛寺总是建在山水佳境处。先是风景吸引去了和尚僧人，然后他们建起的寺庙在经历许多世代之后便成了名胜古迹。

历史上杭州不仅是道教传播较早的地区，而且又是道教活动的重要地区，名山、名洞、名观比较集中。据《杭州市志·宗教》（第九卷）记载，1932年全市宫观280所；杭州解放初，1950年全市宫观仅剩下78所，其中全真派的44所，正一派（正乙派）的34所，全市有道士217人，其中道姑14人，非住庙道士60人；另外，在社会上从事吹唱的“道士”约有百余人。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靠香火、经忏，或从医及摆摊做小贩等。

基督教在华的广泛传播，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不平等条约一起进入中国的。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浙江宁波列为通商口岸之一，允许外人经商、传教，西方传教士以宁波为入口纷至沓来杭州。清咸丰八年（1858），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差会遣人从宁波来杭开始布道。次年，英国圣公会差会传教士来杭布道。同治五年（1866），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差会传教士来杭布道。同年，英国内地会差会传教士从沪来杭设堂传教，还派人去萧山传教。

清末民国时期，外国基督教大举进入杭州传教，建立了一批教堂。根据1950年调查，杭州基督教共有教堂28处，其中属美国差会的有12处（南北长老会1处，南长老会6处，北长会2处，浸礼会1处，基础浸礼会2处），属英国的有7处（圣公会5处，内地会2处），属加拿大的1处，属中国自定教会的8处。另据1951年5月杭州市民政局调查统计，杭城基督教共有牧师24人（其中外籍3人），传教士37人（其中外籍7人），教徒4295人。教徒分布以上城区、下城区最多，拱墅、江干、西湖3个区次之。

天主教传教士来杭传教活动始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五月八日。时任明代工部员外郎的李之藻，邀请意大利耶甫郭居静、法国耶稣会神甫金民阁来杭，为其在家中举行了第一台弥撒。这天被后人称为杭州开教日。不久，曾任监察御史的杨廷筠被李之藻劝说领入教，并在武林门观巷的家中设崇拜天主的圣堂。明天启七年（1627），杨廷筠将它扩建为一座天主堂，是为杭州天主教第一座圣堂。由于李之藻、杨廷筠热心教务，许多外国传教士聚居杭州，杭城新教人数大增。

清康熙到雍正期间，清政府不准传教，杭州已无神甫。此令至咸丰时解除。宣统二年（1910），天主教罗马教廷将浙江教区划分为浙东（宁波）及浙西（杭州）两个代牧区。浙西代牧区管辖杭州、嘉兴、湖州、衢州、严州等地。1924年，天主教浙西代牧区改称天主教杭州代牧区。1946年，中国天主教建立圣统区，代牧区同时改称教区，1947年杭州教区升为浙江总主教区。自1910年始，杭州总堂区范围包括杭州、余杭、临安、於潜、昌化、富阳、临平、长安、海宁、分水、建德、淳安、寿昌、遂安。杭州是浙江天主教总主教区所在地。

天主教杭州教区首任主教是法国神甫田法服（1859—1949），光绪十六年（1890）来杭，主教座堂设在杭州天主堂。自此始，杭州天主教一直是法国传教士在主持教务活动。1913年杭州天主教创办圣母无原罪小修院，1918年创立耶稣圣心修女会，1928年创办仁爱医院，1935年又创办淇园小学。日本侵略军占领杭城时期，教堂为日军占用。1938年5月，天主教杭州小修院在龙游县灵山镇天主堂复院。抗战胜利后，教会房产收回，又开始各项宗教活动。教会向上海美国救济总署领来大批在华美军剩余物资食品、旧衣裤、蚊帐、布匹等，在杭城各教堂内发放。教会还开设施诊所，为人治病。[SITESERVER_PAGE]

1951年，杭州天主教有神甫17人（外籍2人）、法籍主教1人，外籍修女7人，教徒2192人。1951年1月17日，天主教杭州总主教区爱国教徒联名发表革新宣言，成立杭州市天主教自立革新筹备会，原杭州天主教本堂随即停止活动。不久，杭城天主教所属的医院、诊所、育婴堂、中小学校等慈善事业交国家接管，外国传教士也都先后回国。到1954年，杭州天主教有主教1人，天主堂3所（即下仓桥天主堂、城隍山天主堂、刀茅巷天主堂），修女会2个（仁爱会、圣心会），神甫7人，修女21人，教徒509人。

民国年间，余杭、萧山也有天主教传教活动。1915年，临平镇赭山港40号建天主教堂，四大瞻礼节由杭州总堂派神父主持弥撒。1922年，法籍神父梅占魁在塘栖镇建堂。抗战时，法籍神父高爵禄除主持临平教堂外，兼管永和、翁梅、小林等地的传道，教徒逾千人。临平教堂于1922年创办启司小学（1951年转为民办），余杭镇解放前也设有天主堂，有教徒3000余人。民国时，萧山的临浦、靖江、赫山、瓜沥、党山湾、城厢镇也建有天主堂。

两宋时期大批阿拉伯人前来杭州经商贸易、传教并侨居。时至元代大批西域人因官因商定居杭州。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聚集在今清泰门内荐桥以西，羊坝头的礼拜寺（今凤凰寺），形成了一个回回居住区。因回族人多信仰伊斯兰教，所以过去中国人也将伊斯兰教称作回教、回回教、清真教。明代杭州回教已取得了与佛教、道教同等的地位。清代杭州的回教又有发展。

辛亥革命时，杭城回族人大约有四五百户人家，散居市区四隅，他们以杭州籍为多，也有从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移居来杭谋生的。他们在饮食方面学有手艺，以经营本轻易销的大饼业、面食店和牛羊肉摊等小商小贩为多。但也有富豪巨商，如酱业大贾蒋苏庵（名国榜），他在西湖花港观鱼附近购置地产，建造亭台楼阁、水泥长桥，栽花养鱼，风景奇秀，名为蒋庄。

由于穆斯林的宗教习俗，杭州的穆斯林除了建立自己的清真寺以外，还建立自己的公共墓地——南园公墓，地址在清波门外聚景园，濒临西湖，墓地面积84亩。1934年，因南园墓地年久湮没而无墓碑墓址可以稽可，同时累累坟冢已无隙地可以茔葬，又在西湖玉泉灵峰，建立永安公墓，占地99亩。1955年南园公墓迁至杭州市郊的留下荆山岭，占地面积125亩，原址辟为柳浪闻莺公园。

杭州的穆斯林还广泛地在穆斯林中普及文化教育，除了进行传统的宗教教育外，还努力传授其他近代文化知识。1920年，在原凤凰寺开办的回民文化班基础上创办了穆兴小学，回汉男女学生兼收但回民子弟入学一律不收学费。初办时为初级小学，以后添办高级小学，成为完全小学。学校按照民国教育部门颁布的教育法规等实施管理和文化教育，每天仍保留一节阿文宗教课，凤凰寺内教长、阿訇分任宗教课。办学经费从凤凰寺的房产收入中固定拨支。为使穆小学的毕业生能继续升学，在1928年8月又创办了1所中学——穆兴初级中学，借银洞桥丝织会馆为校舍，兼收非穆斯林子弟入学。到1932年7月，有初中3个班，学生124人，教职员18人。

伊斯兰教育有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三大节日，此外还有“元旦”（伊斯兰教历纪元元旦为公历622年7月16日）、“盖德尔夜”、“登霄节”等其他节日。民国时期杭州的穆斯林，习惯过的节日是开斋节、古尔邦节以及盖德尔夜。每适节日，是凤凰寺最热闹的时光，杭城及其周边的萧山、余杭等地的穆斯林，男女老幼，熙熙攘攘齐赴凤凰寺参加团拜。

民国初年，杭州回族中有实权人士发起组织回教凤凰寺聚进会，后改为凤凰寺董事会。抗日战争开始，杭州沦陷，凤凰寺一度遭到日军骚扰，董事会解散。1948年秋，白崇禧以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的身份来杭指导，他建议成立中国回教协会杭州分会，于次年春成立。成立后，会务无进展，实际仍由凤凰董事会出面操持，董事会一直延续到1950年冬，同年11月成立了杭州凤凰寺整理委员会筹备接替了董事会。

民国时期，各教在杭州均有其悠久历史，相当之地位，其中又尤以僧道范围尤大。单就僧道尼而言，在杭州市一隅，共有寺、观、庵、堂956所，人数4412人，占全市人口0.84%；土地9451亩，占全市面积2.68%。再据公安人口调查，1927年僧尼道数，3398人，1928年3826人，1929年3374人，1930年为3778人，1931年4422人，1932年5月4412人，5年之间增加一千余人。[SITESERVER_PAGE]

杭州佛地既大，寺僧既多。传统色彩的杭州文化很多都与佛界有了联系。杭州文化的民间性的一面，很多涉及到寺庙、和尚、香客。以杭州西湖为场景的民间故事里，传播最广、最是家喻户晓的《白蛇传》也是涉及到和尚的。杭州的本地和尚济公的故事在杭州流传甚广，家喻户晓，很对平民百姓的口味。

辛亥革命前，杭州一些佛门弟子出于“济世扶困”、“普度众生”的愿望，同情并支持革命。清宣统时，杭州南屏山下的白云庵成为浙江革命党人的主要秘密集会之地。蔡元培、章太炎、秋瑾、王金发、马宗汉、陈伯平、陈英士、徐锡麟等人先后来此密商光复大计。1913年，孙中山至白云庵，曾亲书“明禅达义”匾额，给予表彰。“明禅达义”，出家人所能得到的奖誉，莫过于此。

辛亥革命后，中国仍然处于国弱民穷的黑暗之中，“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人们，不少佛学居士和佛门弟子以佛学思想为武器进行斗争，并想通过对佛教进行改革，使之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章太炎、马一浮、丰子恺、夏尊等居士以及寄禅、太虚、弘一等法师均是杰出代表。这些饱学之士和名僧在杭创办佛学组织，佛学刊物，成立佛学院，著书立说，为改革和振兴佛教殚精竭虑；他们从佛学中寻找和挖掘理论武器，使长期沉寂的佛教义学研究受到重视，佛学各宗在杭州重新活跃。汉语系大乘佛教八大宗派除“三论宗”外，其他如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密宗、禅宗、净土宗，在杭州均有名家研究和弘扬；并且经过长期圆融贯通，逐渐趋同，大多奉行“禅净双修”。

民国年间杭州名僧辈出。他们文化素养高，佛学造诣深，且汲取了中外新思想、新文化。他们爱国爱教，或著书立说，讲经弘法；或建寺立庙，弘法扬善；或组织佛教团体，推动佛教发展；或创办佛教学校，培育僧才。他们的事迹和精神，为杭州佛教事业增光添彩。

清末民初，西湖四周素菜馆不下几十家。除天竺、灵隐、虎跑、净慈、六和塔各寺院、房头办有斋堂、素食店外，市区著名素食店有功德林、素春斋、素香斋、素馨斋四家。功德林历史悠久，为标准素食处。1928年7月13日，著名文学家鲁迅来杭曾应友人邀请，在功德林晚餐，连平时反对素菜荤名的鲁迅，面对杭州一些著名素菜也大感兴趣。尤对“清炖笋干尖”一菜，鲁迅大为欣赏。后面三家有“三素斋”之称誉，为杭城道地素菜馆。

1909年沪杭铁路的通车，重新给杭州经济带来生机，包括传统的西湖香市，逐年复苏，至20世纪30年代初而达到鼎盛。民国时期，有钱有闲能四处游山玩水的人除了权贵就是一批文人墨客，大多数的劳动大众仍然是没有旅游的客观条件的。但是就是因为要去给菩萨烧香，善男信女们尤其是江南乡村的女子，就有了既烧香又可游山玩水的机会。这批庞大的“烧香老太婆”队伍带来了杭州旅游的活力。另外，随着沪杭铁路的通车，随着西湖香市的复苏及繁盛，上海的中国旅行社每逢清明就包下游杭专列，在“烧香老太婆”队伍中又出现了上海摩登男女，壮大了来杭州的旅游队伍。

民国时期杭州的众多寺庙不仅是著名的景点，而且还承担了旅游设施的功能。民国时期由于旅游业刚起步，杭州旅馆并不很多，规模也都偏小。一到春秋之季，游客猛增后就难以招架。这时寺庙就起到了很大的补充和缓解的作用。寺庙提供游客歇脚之地，供给游客斋饭和茶水。20世纪40年代曾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的阮毅成在《三句不离本“杭”》一书中说：

在西湖游山的人，随地可以见到庙宇，也就随时可以进入禅房。最少，可以喝一杯用本山茶叶新泡的好茶。需要进餐时，也可以随时嘱咐准备素斋。因为沿途的庙宇很多，走累了就随时可以有地方休息，并且有茶、有面、有菜、有饭。所以游山，真是并不费力，也更不费事。

在现代旅游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杭州，众多寺庙极大进促进了这个新兴旅游产业。而旅游又带动了杭州的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从前武林门俗称北关门，是老杭州水陆交通的一大枢纽，自嘉兴、湖州、苏州走水路而来的三吴仕女春游进香者，多泊船于此。每到傍晚，樯帆如林，百货登市，熙熙攘攘，赛过元宵灯市。老杭州之“北关夜市”由此出名。

自1858年开始，美国、英国等西方基督教差会纷纷派传教士来杭布道，建立了一批教堂。这些传教士除传教外，还出资在杭城创办了一批教会学校。大学有之江大学，普通学校有弘道女子中学、冯氏女子初级中学、蕙兰中学、之江大学附属中学以及崇一、弘道、蕙兰、正则、信一、之江、新民等小学。[SITESERVER_PAGE]

教会创办学校之初，校舍与教堂不分，传教士一身两任，既传教又教书。教会学校优待信徒，凡教徒子弟入学，免收学费并帮助其升学或留学，以培养传道者；非教徒子弟收取学会费。各类学校的经费和行政用人均由教会负责，自成系统，与中国政府没有隶属关系。1925至1926年，全国掀起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运动，杭州各教会学校的学生也积极参加。当时，中国政府规定教会学校董事会应以中国人占过半数，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1928至1931年，杭州的大中教会学校先后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形式上归中国人办理。

在兴办教会学校之外，基督教在杭州的另一大文化事业主要是创办医院。清同治八年（1869），英国基督教安立甘会（民国后改名圣公会）派密杜氏医师来杭州大方伯（今解放街中段）租房行医传教，专治戒烟。1871年创立大方伯医院，后改名广济医院，由英人甘尔德医师主持。1881年，英方派梅滕更掌管医院，先后达45年之久，至1926年退休回国。

医院的医师、护士和职员多系英国派遣来华，华人职工也大多系信徒，其主要目的是传教，男女病房均设有传道士，既向病人传教，又免费就诊，凡教徒本人或其直系亲属患有肺病者，可在医院治疗，免收一切医药膳宿费用。医院经费及外籍医师的一切费用，概由英国差会提供。

1927年4月国民革命军入杭时，接管广济医院。1928年，国民政府将医院发还英人。抗日战争期间，由日本人冈田富为院长。1952年3月，由院董事会决议，将广济医院全部财产无条件捐献给人民政府作教学医院，改名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前身）。

外国天主教修会除在杭州传教布道建立一批天主教堂外，还在杭州市区创办了一批教会学校。据1948年统计，有1所私立廷筠初级中学（1947年6月创办，在百井坊巷），私立圣心小学（在螺蛳山）、海星小学（在刀茅巷）、淇园小学及附属幼稚园（在天汉洲桥）、廷筠小学（在百井坊巷），私立仁爱幼稚园。解放后，以上教会学校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接管。

总会设在法国巴黎的仁爱会，是国际性的天主教修女会，其宗旨是服务社会，把基督的仁爱分施人间，开办医院、诊所、学校、育婴堂等慈善事业。同治七年（1868）有4名修女来杭设立仁爱会分院（总院在上海）。1927年由法国仁爱会修女郝格助捐资在刀茅巷石板巷创办仁爱医院（又名“圣心医院”），占地55亩。医院建有楼房4幢，并有圣堂1座及附设海星小学。经费大多由国内外天主教徒捐资，仁爱会补助部分。1947年，设医院董事会，董事长胡海秋，董事还有法国人梅占魁、荷兰人和凤鸣及国人吴义崇、王克谦等。1950年12月，杭州市人民政府接管仁爱医院。院名后改称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仁慈堂在国外天主教内通称“圣婴会”或“天神会”，该会旨在拯救儿童，尤其是远东的弃婴。经费由世界各地天主教友奉献，再由罗马梵蒂冈统筹后分发世界各地。杭州仁慈堂由天主教浙江代牧主教、法国人田嘉璧在清同治八年（1869）十一月二十一日创建，地点在下仓桥天主堂隔壁。抗日战争胜利后，杭州仁慈堂增设施诊所及苦儿班各1个。解放前，罗马梵蒂冈每年拨给杭州仁慈堂700美元，解放初增至每年2200美元，占该堂收入75%，其余靠生产自给。1951年7月31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接管该堂，后改名为杭州市儿童保育院。

杭州道教界许多人士谙内外科医术，识中草药，会气功、推拿、针灸，有义诊、施诊、施药等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民国时，杭州著名道院有玉皇山福星观、葛岭抱朴道院、拱宸桥张大仙庙、大关明真观、马市街雷祖庙、城隍山城隍庙、孤山财神庙等，每年夏季常备茶汤，方便人们饮用，对中暑病人施痧药、十滴水。1947年至杭州解放，杭州道教会还聘请中医师在涌金门金华庙坐堂义诊，并设中药房，对贫病求医者，无偿施诊送药。

除施诊、施药外，杭州道教人士还举办多种公益事业活动。1919年，玉皇山福星观在慈云宫创办初级小学，招收40名学生（均系河南流浪儿童），供读书，膳宿，后来一部分学生在福星观出家为道士。1929年，涌金门金华庙住持，联络杭城热心教育者，在庙的边殿创办了涌金小学，学生有百余人，设3个班级。该校抗战期间停办，1946年重新复校，1950年归口教育部门。1944年，福星观道士及民工修建从阔石板到长桥8尺宽的道路1华里。平时，各宫观还力所能及地资助抗灾、扶贫。